雍正三年，弘历满十四岁，皇帝想起该给儿子找个宫女试婚了，内务府选中满洲正黄旗的包衣管领翁果图的女儿富察氏。 雍正三年（1725年）正月初七，一个寻常的晌午，内务府的人敲响了翁果图家的门，门外是传旨的。 话还没说完，一个“奉旨”就让整个庭院瞬间安静下来，屋里屋外的人都停住了手里的活计，就连灶台上的火都像是一下子小了下去。 翁果图的手微微颤着接过圣旨，尚未展开，心里已然明白，这道旨意，必定与家中那个刚满十三岁的小女儿有关。 “皇上钦点，尔女富察氏入毓庆宫，为皇四子弘历试婚。” 这句话落地，像是一把钝刀，划破了这个包衣家庭的宁静生活。 “这……这怎么好？” 翁果图嘴里说着推辞，眼神却不自觉地飘向屋里那个还在绣花的身影，心里已经翻江倒海。 富察氏，是他最小的女儿，才刚过十三生辰，还是个牙牙带羞的小姑娘，他万万没有想到，皇帝会将她选中，送入宫中做“试婚格格”。 在当时的清宫制度中，皇子年满十四，便会由内务府择选出“试婚格格”，以供陪伴与适应未来婚姻的生活模式，名为“试婚”，实则是皇权制度下的一种提前筛选。 翁果图是正黄旗包衣出身，家族几代人都为内务府效力，包衣虽为“奴仆”，但在清代，他们更像是皇帝的家臣，在宫廷体系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也正因如此，富察氏的家世清白，家教严谨，才会被挑中，但这份荣耀背后，是父母心知肚明的忧虑。 “小女还年幼，是否……是否太早了些？” 翁果图试图推辞，但内务府的官员只是笑着摇头：“这是皇上的旨意，翁大人，恭喜了。” 母亲站在廊下，帕子在手中被攥得皱巴巴的，指节泛白，她没有说话，只是看着女儿的方向，眼里浮起一层雾气。 富察氏坐在内室，绣着一对并蒂莲香囊，她听不懂父亲与官员的对话，但她感觉到了什么，她想起去年春天，御花园里那个穿石青常服的少年。 那是她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弘历，他坐在梅树下读书，阳光洒在肩头，像一块温润的和田玉。 母亲那夜没有睡，陪她收拾行李，一个小包袱里装着几件换洗的绸衣，一包杏花糖，还有一封写了一半的家书。 母亲反复叮嘱：“听嬷嬷的话，话别多，眼别飘，记得，宫里看不见的耳朵最多。” 她点头，她知道，她将不再是富察家的小女儿，而是“毓庆宫的格格”。 正月初九，天还没亮，富察氏被一辆素色的宫车接走，宫门的吱呀声，像是历史沉重的齿轮缓缓转动。 刘嬷嬷是被派来引导她的内务府老嬷嬷，五十多岁，神色冷淡，语气却不无温和：“别怕，规矩虽多，慢慢就会了。” 她被安排在毓庆宫的一间偏殿，屋子整洁，布置简单，她沐浴、更衣、剪指甲、撒花瓣热水，每一步都像是一场仪式。 她把香囊摆在枕边，把杏花糖藏在袖口，那是她唯一能带入宫中的“家”。 第一夜，弘历没有来，她原以为自己会紧张到睡不着，但却等了一夜，连个脚步声都没有，嬷嬷只是淡淡一句：“皇子功课繁重。” 接下来的日子，她每天按时起身，学习奉茶、布菜、行礼、回话。嬷嬷说：“规矩学得好，皇子才能看得上眼。” 半个月后，弘历第一次出现。 那天是个阴天，他穿着石青色常服，神色淡然，她正绣着一只蝴蝶，手一抖，被针扎破了指尖，血珠在绸布上晕开一小点。 他注意到了，走过来轻声说：“不用急，慢慢来。” 她没敢抬头，只是轻轻应了一声，那一刻，她第一次意识到，这个少年皇子，并不如传言中那般冷漠。 之后，他们见面的次数逐渐多了，她开始了解他的喜好，比如他不爱吃油腻的东西，喜欢在夜深人静时读书，她学着在他读书时递上热茶，在他疲惫时默默添灯油。 一次他生病高烧，她守了整夜，他醒来时看到她倚在床边，披了自己的外袍，那时他只是轻轻一笑，说：“你不怕冷吗？” 她摇头，他突然牵起她的手，那是她第一次真正感受到这个制度之外的温度。 雍正四年春，内务府送来赏赐：玉镯、绸缎、香料，还有一套文房四宝。 她不动声色地收下，却偷偷把那套文房四宝放进箱底，她知道，那不是身份的象征，而是皇子与她之间，最真实的连接。 那年秋天，弘历十五，她十四。 富察氏还不是福晋，也不是答应，但她已经成为毓庆宫最熟悉的身影，皇子每日功课后，都会走到她窗前，看她绣的花，看她新做的香囊。 她学会了不问未来，也不问安排，她知道，她的命运不由自己掌控，但她能掌控自己如何面对。 雍正五年冬，毓庆宫灯火次第熄灭，她站在门口，看着夜色吞噬整个宫墙，她关上门，把月光和过去关在门外，把未知和希望留在心里。 她知道，自己还只是“试婚格格”，未来尚未可知，但她也知道，无论结果如何，她已经走过了一段无法复制的人生，而在那个庞大制度的夹缝中，她曾真实地爱过、活过。 富察氏的故事，不止是关于一段“试婚”的宫廷制度，更是一段少年少女在权力秩序下的情感试炼。 不为争宠，不为名分，只为在命运的洪流中，留下属于自己的温度与痕迹。 信源：《清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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