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绍兴，郑老板请王师傅拉一批布料，因为是老熟人，双方都没谈价。布送到了，郑老板付1600元，王师傅却要2100元。谈不拢后，王师傅竟直接找来叉车，从染料厂拉走了价值一万多的布匹！面对郑老板报警，他却理直气壮：“不给钱没关系，把布拿来抵账。”更离谱的是，他还要求郑老板额外支付2200元运费、500元叉车费，以及每天100元仓储费。 郑老板在绍兴柯桥做窗帘布生意，常年与江苏多家纺织厂合作。10月7日，他照例委托王师傅拉货，从江苏把一批布送到绍兴的染布厂。两人并非首次合作，之前一次配合愉快，虽然没签合同，但结算价都是按市场行情，合作算顺利。也正因此，这次双方都没提钱，彼此心照不宣地继续“老规矩”。 谁知，货到目的地后问题来了。郑老板付了1600元运费，王师傅不干，称这趟该给2100元。两人相差500元，郑老板觉得自己没少给，王师傅认为这是“被压价”。一来一回，电话越打越僵，郑老板忙着生意没再理会，王师傅气得不轻，认为对方在“耍赖”。几天后，他竟找来叉车直接从染料厂把布匹拉走。厂方员工劝他：“放在厂里就行，别折腾。”但王师傅执意搬走，还声称：“这货抵我运费。” 郑老板接到通知后傻眼了。那批布价值上万元，本是要染色加工的，现在被拉走，不仅影响交货，还可能造成违约损失。郑老板通过记者联系王师傅，对方态度强硬：“想要布行，先把2200元运费、500元叉车费和仓储费给了再说。”郑老板拒绝让步，认为对方“漫天要价”，索性报了警，并向法院提起诉讼。 从法律角度看，这起纠纷的关键在于三点：运费约定是否有效、司机是否有权扣货、额外费用是否合理。 首先，虽然双方没签合同，但运输关系依然成立。根据《民法典》第809条规定：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货物从起运地运至约定地点，托运人支付运输费用的合同。法律不要求“书面形式”，只要行为客观存在、交易完成，合同关系就成立。换言之，王师傅运完货、郑老板收了货，运输合同即告成立，郑老板应支付合理运费。 但关键在于“合理”怎么界定。两人没谈价，可以参考第一次交易价格、行业行情或当地同路线平均运费。法院通常会采纳“交易习惯”原则，结合以往合作确定价位。若此前合作价为2100元，而市场平均价亦在此范围内，郑老板付1600元确实偏低，应补足差额。但如果行情显示1600元属正常价，那王师傅便无权擅自加价。 其次，王师傅扣货是否违法？根据《民法典》第447条规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债权人可以留置合法占有的动产，并有权就该动产优先受偿。留置权是一种自助救济手段，允许债权人在合理范围内保留对方物品以保障债权实现。但其行使有前提条件：一是必须合法占有；二是扣留物品的价值应与债务相当；三是必须妥善保管，不能随意处置。 本案中王师傅在送货后，货物已经交付染料厂，他不再对货物有合法占有权。擅自进入厂区、动用叉车强行拉走布匹，实际上已超出留置权范围，属于非法擅自处分他人财产。此外，货物价值过万，远超争议的500元运费，更不符合比例原则。因此，王师傅的做法不仅是“维权过度”，在法律上已涉嫌“非法处置他人财产”，轻则民事侵权，重则可能构成寻衅滋事或侵占罪。 第三，王师傅要求额外支付叉车费和仓储费是否成立？根据《民法典》第389条，担保物权的担保范围包括实现担保权的必要费用，如保管费、实现费用等。但这些支出必须必要且合理。本案中王师傅是主动出资雇叉车拉走货物，并非法律要求的“保管行为”，属个人行为，其费用理应自担。至于仓储费，他是自行找地方存放，非托运人同意安排，也难以主张“合理费用”。换言之，额外费用无法律依据。 从整个事件看，王师傅确实完成了运输任务，但在维权方式上严重越界。本应通过协商或起诉解决，却选择用强制手段“抵账”。这种“自己当法官”的行为不但破坏商业诚信，还可能触犯刑法。警方介入后，若认定他强行搬运、拒不归还货物，或以布匹抵债的方式胁迫收款，极可能被认定为非法侵占或强行索要财物。 反观郑老板，也并非全无责任。双方长期合作却未明确价款，是商业习惯中的“老毛病”。口头信任并不能代替法律约定。在商业往来中，哪怕是熟人合作，也应留存记录：运价、货量、交付时间、付款方式。否则一旦出现纠纷，就只能靠“谁嘴硬谁占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