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老师突然问到：“太阳中心的温度是多少？”李政道脱口而道：“我从书上看过，大概1000万度。”费米听完批评他：“你这样是不行的！” “太阳中心一千万度的结论，你自己算过吗？” 这个问题，对李政道来说，比任何一枚诺贝尔奖章都更能定义他的一生。 这个问题让李政道从一个天才青年，逐步成长为一位影响世界的物理学家，且它最终引导他回到了祖国。 一切开始于芝加哥大学，那时，李政道刚从国内的大学毕业，年纪轻轻，聪明又机智，能轻松记住书本上所有的公式和数据，没有任何难度，他在课堂上总是表现得游刃有余，学术能力不容小觑。 作为一名学术新秀，他自信满满，认为这些知识足够应付一切，但他的导师，费米，一位实践派科学家却对这种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并不买账。 费米认为，科学不是背诵公式，而是要“怀疑一切，求证一切”。 面对导师的批评，李政道一度哑口无言，费米并没有再多说什么，而是用一种极其直观的方式来教导他：他花了一周时间，亲自制作了一把长约六七英尺的大计算尺，带着李政道从头开始计算一个问题，亲自做一遍。 那一周，李政道完全沉浸在费米带领他一起算的过程中，这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计算任务，更是一次深刻的思维训练。 从那时起，李政道不再满足于书本上现成的知识，他开始主动质疑每一个看似理所当然的结论，甚至是那些权威的定理。 为了一个公式，李政道曾经连续三天没睡，只为了确保每一个细节都准确无误，正是这种对科学的执着与热爱，驱使他不断提出新的问题，挑战更高的难题。 不久之后，他和杨振宁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理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这项理论直接挑战了当时物理学界的权威认知，打破了既有的学术框架。 这个问题最终为他赢得了诺贝尔奖，但李政道并没有因此停下脚步，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他发表了超过300篇论文，为后来的诺贝尔奖研究打下了基础。 李政道的一生几乎都在提问和解答中度过，无论是在科研领域，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他始终保持着强烈的求知欲和探索精神，他从不满足于已有的答案，总是主动寻求更深的理解。 而且，李政道的贡献不仅局限于学术领域，当他多次回到祖国时，他看到了一个充满活力却亟需帮助的国家。 李政道38年间共回国49次，每次都带着自己对科研的热情和对国家的深情，他看到的问题，不是笼统的“落后”，而是具体的、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 例如，他注意到人才的缺失，于是提出并推动了少年班的创办；他发现留学渠道的不畅，便亲自发起了CUSPEA计划，帮助将最优秀的915名学生送往世界顶级大学。 他甚至在项目初期自掏腰包，支持这些学子的未来，同时，李政道还推动了博士后制度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设立，让科研体制有了更好的发展基础。 晚年的李政道移居到了旧金山，生活变得更加安静，他开始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书法、诗词和素描等兴趣爱好中，即便远离了繁忙的实验室和科研的第一线，他依旧保持着对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 他曾说过，自然界的美与物理学的规律是相通的，无论是解开宇宙的奥秘，还是为祖国的未来铺路，亦或只是欣赏一束阳光，他都在追求着真与善。 他用实际行动回答了无数科学上的问题，也用他对祖国的深情与贡献，找到了自己生命的真正意义。 信源：李政道与导师费米——华夏经纬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