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对于白求恩，我们宣传的都是他如何高尚、如何伟大，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为什么会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且拼尽全力救治中国人？ 白求恩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一个苏格兰移民家庭，父亲是长老会牧师，祖父则是多伦多大学医学院的创办者之一。从小耳濡目染医疗传统，他1909年进入多伦多大学攻读生理学和生物化学，却因对底层劳工的关注，中途中断学业，到伐木营地当志愿者教师。1912年重返医学院，1916年毕业后加入加拿大皇家海军医疗队，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时他往返欧洲和加拿大，目睹无数士兵因医疗延误而亡，这让他对战争创伤有了深刻认识。战后移居美国底特律，开设诊所服务工业区工人。这些穷苦患者常常拖延就医，导致小病变大祸，而富裕阶层却独占资源。这种贫富医疗鸿沟，让他开始质疑资本主义体系的公平性。 1926年，他自己罹患肺结核，当时视为不治之症。他坚持尝试新兴的肺塌陷疗法，历经数月才痊愈。这段经历让他更坚信，先进医术虽能救人，但若无制度保障，多数民众仍将无医可求。他的职业生涯由此转向胸外科，设计出12种手术器械，并在蒙特利尔皇家维多利亚医院任主治医师，发表论文影响国际同行。 一战后的白求恩，不仅在专业上精进，还逐步形成对社会不公的批判。1923年，他前往英国爱丁堡皇家外科医师学院深造，获得会员资格，并短暂结婚。回美后诊所工作，让他每天面对油污满身的汽车工人，他们的肺部疾病往往源于工厂粉尘，却无力负担治疗。相比之下，大医院的贵宾病房优先服务权贵，这让他在1931年于《加拿大医生》杂志发文，呼吁清除医疗中的私利成分。1933年，他出任卡特威尔圣心医院胸肺外科主任，并入选美国胸肺外科学会理事，但个人生活波折不断，第二次离婚让他更专注事业。 1935年，他赴苏联参加国际生理学大会，亲见全民免费医疗体系：无论贫富，民众都能就近获得药品和诊治。这与他北美见闻形成鲜明对比，回国后他四处演讲，推动类似改革，却遭当局视为激进分子。10月，他正式加入加拿大共产党，认为只有通过劳工联合，才能实现医疗公平。他的转变并非突发，而是长期积累：从战场创伤到个人病痛，再到制度观察，让他认识到，医生责任不止于治病，还需推动社会变革。 西班牙内战爆发后，白求恩的国际主义情怀得到淋漓尽致体现。1936年，法西斯势力入侵西班牙，他响应加拿大共产党号召，组建医疗队奔赴马德里前线。作为胸外科专家，他首创战地移动输血站，将新鲜血液直接从捐献者输送至伤兵，挽救上千性命。这项创新源于他对西班牙共和军困境的观察：前线伤员因失血过多而亡，若无即时补给，任何手术都徒劳。战时他还发明急救系统，包括便携器械箱和包装箱手术台，这些经验后来直接移植到中国战场。内战失败虽令他沮丧，但也强化了他的反法西斯决心。 他视西班牙和中国为同一场全球斗争的一部分，1937年7月在洛杉矶遇见中国教育家陶行知，对方详述“七七事变”后抗日形势，让他立即表态愿赴华援助。陶行知的描述触动了他：中国战场更缺医少药，八路军战士在简陋条件下顽强抵抗。这次会面成为转折，受加美共产党派遣，他开始筹备医疗队。1937年12月，他赴纽约接受国际援华委员会资助，购置药品和器械。 1938年1月8日，白求恩率加美医疗队从温哥华启程，乘船20天抵香港，后经武汉、西安辗转延安。3月31日抵达后，他立即与毛泽东会面，提出组建前线医疗队，利用带来的器械就近抢救重伤员。毛泽东支持其计划，4月他转入晋察冀边区，任军区卫生顾问。聂荣臻司令员安排他勘察当地医疗现状：八路军前线缺乏专业医生，伤员多在窑洞等死，感染率高企。白求恩没有抱怨条件艰苦，而是迅速行动。他与当地木匠铁匠合作，改装器械，如用剃刀代手术刀，用酒精消毒替代麻药瓶。 5月起，他开始系统巡诊，跋涉750公里，在村落设立13个包扎所，确保伤员能在战斗后快速处理。这些举措直接提升了部队生存率，他的到来填补了边区医疗空白。更重要的是，他视中国抗战为世界反法西斯的一部分，坚持不懈宣传国际援助必要性，通过信件呼吁北美机构捐款。 1939年春，他推动创办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亲授解剖和外科课程，培训出首批本土医护人才。学员中不乏农民子弟，他们从零基础起步，学会基本操作后分赴各站。白求恩强调纪律性，在中国期间严格自律，避免酒精影响工作，尽管过去有酗酒习惯。 1939年10月29日，涞源摩天岭战斗中，白求恩为腿伤战士手术时，中指被碎骨刺破。他忽略伤口，继续工作。11月1日，再次操作颈部感染病例时，创口感染败血症。体温飙升，他被送往后方黄石口村，躺在农家土炕上，坚持口述信件，叮嘱药品采购路径，并分发个人物品如手表、皮鞋和相机给战友。11月12日，他因败血症去世，终年49岁。医疗队继承其方法，继续施救，卫生学校扩大招生。他的离去未中断援助，反而激发国际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