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8岁的奥巴马母亲被黑人穷小子骗婚生子抛弃。她却一直告诉儿子：“你爸是一个好男人！”40年后才知深意。 1960年，安·邓纳姆刚满18岁，从堪萨斯搬到夏威夷大学念书。 她不爱舞会，也不穿高跟鞋，常常背着一堆书，蹲在图书馆一待就是一天。 就是在那年秋天的俄语课上，她看见了那个眉眼坚定、口齿伶俐的黑人留学生。 全班只有他一个黑人，而且还是从非洲来的。 叫贝拉克·奥巴马，一个来自肯尼亚的奖学金生。 他站在讲台上，讲起苏联经济，讲得头头是道。底下的白人学生都在笑，安却看得入神。 她是真的被他打动了。 两人迅速靠近，那年圣诞节刚过不久，安就怀孕了。 1961年2月2日，她在朋友家草草办了场婚礼，没有戒指，没有蛋糕，也没有父母的祝福。 她爸妈气疯了。可她只说：“我喜欢他，不是肤色，是他这个人。” 几个月后，小奥巴马出生。一个混血儿，在那个年代，注定不容易。 可问题来了。 没多久，老奥巴马说要去哈佛读博士。她以为是个机会，是全家的未来。 可他走了之后，信越来越少，电话也越来越敷衍。 她坚持了一年，1964年，自己提出离婚。理由写得很简单：“精神痛苦。” 没人知道，她早就发现，他在非洲其实早有婚姻。而她，是被瞒在鼓里的那个“美国姑娘”。 但她从来没骂过他一句。 奥巴马后来回忆：“妈妈从来不说我爸的坏话。她总说：‘他是个聪明人，有自己的理想。’” 她知道，儿子需要一个可以认同的父亲形象。就算那个人已经消失在生活里，她也要帮他“活着”。 可现实哪那么理想。 她带着孩子，一边打工，一边上课，靠政府救济维持生活。有时连奶粉钱都凑不齐。 别人问她：“你后悔吗？” 她笑着说：“我只想让他知道，他不是错误。” 1967年，她又嫁了。对方是印尼来的留学生罗罗·素托罗。 那年，她带着儿子，搬去了雅加达。 日子很苦。 住的房子没有电，雨季一来，路上全是泥。她每天凌晨四点起床，点着灯教奥巴马英语。 她给他讲马丁·路德·金的演讲，给他读《草根的力量》。 还给他一套玩偶，让他学会尊重不同肤色的人。 她说：“你要知道，世界很大，不是只有白人与黑人。” 可婚姻又一次出现裂缝。 印尼丈夫喜欢穿西装、讲英语、进政府单位，她却想研究乡村、搞扶贫、了解爪哇的传统工艺。 两人越来越远，最后只剩沉默。 1980年，他们离婚了。她没回美国，而是一个人留在印尼，做调查、访农户、跑项目。 她成了福特基金会的项目官员，专门帮乡村妇女申请小额贷款。 她的办公室挂着一张照片，是奥巴马10岁时的样子。 1971年，她把他送回美国。那时，她知道留在印尼，对他未来没好处。 可她也知道，自己可能再也见不到他每天的样子了。 那一别，就是几年。 很多人说她狠，说她“丢下”儿子。可她知道，给他一个好的教育环境，比什么都重要。 她每周写信，告诉他：“你可以成为任何人，你要相信你自己。” 奥巴马14岁那年，决定留在夏威夷。她没挽留，只说：“你长大了，是该自己做主了。” 她从来不强求。 1992年，她完成了自己的人类学博士论文，整整1000页，研究印尼的手工艺经济。 她说：“乡村的智慧，不该被忽视。” 但就在她准备开始下一阶段计划时，身体突然出了问题。 一开始只是腹胀、胃痛，被诊断为消化不良。等再去检查，已经是卵巢癌晚期。 她不敢告诉儿子。直到快撑不住了，才在电话里提了一句。 奥巴马赶回去时，她已经进了病房。1995年11月7日，安·邓纳姆去世，年仅52岁。 她走得安静，骨灰撒在夏威夷的海里。她说过：“这里是我最自由的地方。” 很多年后，奥巴马在白宫演讲时哽咽：“我身上最好的部分，都是我妈给的。” 他也说：“她让我知道，尊严不是别人给的，是你自己活出来的。” 而他，终于懂了：妈妈当年为什么不说那个“骗子”父亲的坏话。 因为她知道，一个孩子要面对世界时，最需要的，是相信自己值得被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