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不了了，我招。”1950年，中共党员萧明华惨遭国民党严刑拷打，于是决定招供。狱管欣喜万分，没想到却被摆了一道。 这事儿，咱们得从1950年2月6号那天说起。 那天一大早，台北的空气还是湿冷湿冷的，台湾师范学院女生宿舍门口，来了几个不速之客。他们没穿制服，但那股子生人勿近的气场，任谁看了都心里发毛。目标很明确，就是女教师萧明华。 当特务亮出证件，说出那句“我们怀疑你是共产党”时，宿舍里的人都吓傻了。可萧明华本人，反应却出奇地平淡。她没尖叫，也没辩解，只是低头看了一眼床单上搭着的一件旗袍，然后对特务说：“我换件衣裳，跟你们走。” 就这么个不起眼的动作，却是她给同志们发的最后一道情报。 按照地下工作的约定，只要她宿舍窗台那件旗袍不见了，就意味着她出事了，相关人员必须立刻切断联系，紧急撤离。她平静地取下旗袍穿上，在特务的眼皮子底下，完成了一次关乎生死的“通讯”。抓她的人，哪会想到一个弱女子临危不乱，心思缜密到了这种地步。 进了审讯室，萧明华才明白自己是怎么暴露的。当一个昔日的同志被押进来，两人对视的那一刻，她什么都懂了——内部出了叛徒。 既然如此，再伪装也没了意义。她坦然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敌人想从她嘴里挖出整个台湾的地下组织网，特别是她的上线——代号“朱老师”的朱芳春。电椅、老虎凳、辣椒水……所有能摧垮人意志的手段，都用在了这个年轻的女教师身上。 审她的人有时也觉得没劲，问她：“你年纪轻轻，图个啥呢？” 萧明华疼得满头是汗，却还能笑出来，回了一句：“不就是年纪轻，才要想着给国家留点铠甲。” 近十个月，她被折磨得不成人形，手指关节被一根根碾碎，全身上下找不到一块好皮。但关于同志和组织的情报，她一个字都没吐。敌人发现，硬的不行，软的也没用，这个女人的意志，比钢铁还硬。 慢慢地，连狱卒都对她有了一种说不清的“敬畏”。这个女囚，好像真的不怕死。 终于，敌人失去了所有耐心，决定对她执行死刑。 行刑前，按照惯例，法警问她还有什么遗愿。所有人都以为她会像其他烈士一样，高喊几句口号，或者什么都不说，平静赴死。 可谁都没想到，萧明华突然“崩溃”了。她用微弱的声音说：“我……我不想死……受不了了，我招。” 整个审讯室瞬间安静下来，紧接着就是一阵狂喜。头号硬骨头，终于要松口了！大功一件啊！ 主管特务立马凑上前，像哄孩子一样说：“早这样不就好了嘛，想通了？说吧，只要你配合，荣华富富贵，保证不了，但一条命，肯定能保住。” 萧明华喘着气，提出了一个条件：“让我招供没问题，但得让我先见见我哥哥。” 萧明华解释道，“是我在台湾的远房堂哥，他最疼我，我想在临死前……见他最后一面。见了，我就什么都说。” 这个要求，在特务们看来合情合理，人之常情嘛，还能顺藤摸瓜，看看她这个“哥哥”是不是也有问题。于是，他们立刻答应了，并且火速安排了这次“兄妹”会面。 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个所谓的“哥哥”，正是他们挖地三尺都想找的人——萧明华的直接上线，朱芳春。两人当年为了掩护身份，就以兄妹相称。 见面的那天，监狱里气氛压抑。朱芳春看着被折磨得几乎脱相的萧明华，心如刀绞，但脸上不能露出分毫。萧明华看到他，眼里闪过一丝光，那是任务即将完成的光。 特务们“人性化”地给了他们几分钟独处时间，自己则在门外竖着耳朵偷听。 屋里，两人用着家乡话，聊着家常，说的都是些“父母身体好不好”“钱够不够花”的废话。但在这些废话里，夹杂着只有他们才懂的暗语和密码。在短短几分钟内，一份关于敌人内部防御部署和叛徒信息的绝密情报，就这样从一个死囚的嘴里，传到了组织手里。 临走前，朱芳春握着她的手，按照约定，用指尖在她手心轻轻敲击了几下。这是在告诉她：情报已收到，你多保重。 等朱芳春一走，特务头子立刻冲了进来，满脸堆笑：“怎么样，见也见了，现在可以说了吧？” 萧明华慢慢抬起头，脸上的虚弱和恐惧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带着讥讽的笑容。她看着眼前的敌人，一字一顿地说： “想我招供？想多了！” 那声音不大，却像一记响亮的耳光，抽在在场每个人的脸上。特务们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从狂喜到错愕，再到暴怒，前后不过几秒钟。他们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被这个奄奄一息的女人，彻彻底底地耍了。 等他们派人去追那个“哥哥”时，朱芳春早已消失在人海之中。 1950年11月8日，萧明华在台北马场町被枪决，年仅28岁。她用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完成了最后一次情报传递，保护了整个台湾地下组织。 因为两岸隔绝，她的骨灰一直留在了台湾。直到三十二年后的1982年，经过多方努力，这位烈士的骨灰才终于回到了大陆，安葬在了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为她立碑的，正是当年被她用生命掩护的朱芳春。他亲手在墓碑上，写下了三个字——“归来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