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八路军在公路上伏击日军，由于敌人太多，排长便下令撤退。一个小战士却因瞄准的太投入没听到，眼瞅日军距离自己越来越近，小战士低声问道：“排长，鬼子上来了，我开枪了！” 1944年8月的山东莒县，一个叫下崖村的地方。天儿闷得跟要下刀子似的，咱们八路军一个排的兄弟们，在高坡上趴了大半天，就为了等路过的日伪军，打个伏击。 计划本来挺好，情报说敌人就一个加强班，撑死五十来号人。咱们这边一个排，火力集中点，打完就撤，利利索索。可人算不如天算，临到头了，侦察兵满头大汗地跑回来，话都说不利索了：“排长，不对，不是五十个，是三百多个！主力是鬼子，伪军在前头探路！” 三百多对一个排，装备还不如人家。这仗怎么打？排长也是个明白人，当机立断，手一挥，压低声音吼道：“撤！快，悄悄地走，别惊动了！” 命令一下，大家伙儿心里再不甘，也只能猫着腰，一个跟着一个往后挪。战场上，命令就是天，硬拼那是傻。 可偏偏，就有人没听见。 这人叫赵友金，十六岁，刚入伍没多久的新兵。此刻的他，正透过准星死死盯着越来越近的鬼子，耳朵里全是自己“怦怦”的心跳声，山里的风声一搅和，排长的命令愣是没钻进他耳朵里。 这孩子啥来头？他爹和他叔都是老革命，他从小就不是玩泥巴长大的，是摸着红缨枪，帮着大人站岗放哨长大的。所以他一到参军的年纪，二话不说就来了部队。 一开始，领导看他个头小，让他当通信员。可这小子一门心思要上阵杀鬼子，天天缠着班长，一有空就抱着枪练瞄准，练的还是不装子弹的“干练”。班长被他磨得没法，开玩笑说：“你小子啥时候枪法顺溜了，就让你进战斗班。”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赵友金把这话当圣旨了。他从小就跟着大人在山里打猎，对枪有种天生的感觉。等他第一次实弹打靶，老兵们都惊了。这小子，稳得不像个新兵。 第一次上战场，班长给了他十发子弹，千叮万嘱：“子弹比命金贵，没十足把握不准开枪！” 结果，战斗结束，赵友金十发子弹，干掉了四个鬼子，还撂倒俩，这战绩，在当时简直是神了。要知道，根据一些战后统计，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敌后战场，我们平均要用十几发子弹才能换掉一个敌人。 可也因为这“省子弹”的命令，他挨过一次批。另一场战斗，班长弹药打光了，让他火力掩护，他半天不开一枪。班长急了，吼他，他才委屈地挤出一句：“班长，我还没把握一枪一个……”气得班长抢了他的枪，硬逼着他打。结果剩下的六发子弹，他又干掉俩，伤了一个。 事后开会，排长点名批评他，说他死脑筋，不懂战场变通。赵友金一个十六岁的孩子，当场就哭了，顶了一句：“不是说好了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吗？” 这一句话，让在场所有人都沉默了。是啊，命令是这么下的，可现实又是另一码事。 说回到这次伏击。等赵友金觉得时机差不多了，准备请示开火时，他才纳闷了。他低声喊：“排长，鬼子上来了，我开枪了！” 没人回答。 他又喊了一声，还是没人。他悄悄回头一看，我的天，阵地上空荡荡的，战友们一个都不见了！ 这时候，一般人早就慌了，要么赶紧跑，要么吓得腿软。可赵友金这小子，脑回路不一样。他第一反应不是怕，而是明白了：我被落下了，那这仗，就得我一个人打。 他没跑。他把身子缩得更低，看着伪军大摇大摆地从山下走过去，他一枪没放。他知道，打这些二鬼子没用，得敲掉主心骨。等后面穿着黄呢子军服的鬼子大摇大擺地进入了他的射程，他一眼就锁定了队伍里那个骑着高头大马的军官。 就是他了！ 深吸一口气，稳稳瞄准，“砰！”一声清脆的枪响划破了山谷的宁静。马上的鬼子军官一头栽了下来。 三百多人的队伍，瞬间炸了锅。指挥官没了，士兵们跟没头苍蝇一样四处找掩护。赵友金没给他们反应时间，迅速拉动枪栓，瞄准另一个鬼子机枪手，又是“砰”的一枪。 三百多人的日伪军，就因为一个新兵，彻底乱了章法！ 鬼子不知道山坡上到底埋伏了多少人，只觉得子弹神出鬼没。赵友金打完两枪，看目的达到了，也不恋战，抱着枪就地一滚，顺着熟悉的地形，像个泥鳅一样溜下了山坡，钻进了林子里。 等他气喘吁吁地追上大部队，班长一把就抱住了他，眼睛都红了，反复就说一句话：“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这一次，没人批评他，也没人表扬他。赵友金自己也明白了，战场上，神枪法很重要，但听命令，和战友们在一起，更重要。 赵友金是幸运的，他活了下来。他的那两枪，改变了一场小规模战斗的走向，也让他自己完成了从一个“倔强新兵”到“真正战士”的蜕变。他让我们看到，英雄，并不总是那些高大伟岸的身影，也可能是一个会因为委屈而哭鼻子，却在关键时刻敢于独自面对三百敌人的十六岁少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