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学生，深夜，把一个骨灰盒死死地绑在自己身上。然后，扔掉所有行李，纵身跳进冰冷的海里，偷渡上岸。她必须把这个湿漉漉的骨灰盒，亲手交到另一个人手上。盒子里装的，是陈宝仓将军。 在几个月前，他和他的老同学、老战友吴石将军，一起在台北马场町被枪决。 海水像无数根冰针，扎进她单薄的衣衫，顺着领口往骨头缝里钻。可她连瑟缩一下都不敢，只双手死死护着胸前的骨灰盒——那重量压在心上，比海里的暗流还沉，却也是唯一能让她撑下去的念想。 —— 她叫林巧玲，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系三年级，表面上是乖乖女，实则是我党外围交通员。1949年冬天，她随学校南迁到香港，白天上课，夜里给《大公报》翻译外电，其实是替地下党传递情报。陈宝仓将军是她父亲的老上级，也是她从小喊“陈伯伯”的人。她最后一次见将军，是在九龙城寨的一家茶餐厅，将军把一叠微缩胶卷塞进她书包，摸摸她的头：“小姑娘，好好念书，也好好走路。”没想到，那竟是永别。 几个月后，将军与吴石一起在台北马场町被枪决，罪名是“通敌”。尸体由慈善堂草草火化，骨灰被随意埋在沙仑荒滩。组织决定：一定要把将军的骨灰偷运回内地。理由很简单——他生前不能回家，死后也要落叶归根。于是，这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落在了林巧玲身上。她不会游泳，也没出过海，但她会说英语，能应付港英水警盘查；更重要的是，她信得过，也豁得出去。 跳海那天是1950年4月15日，凌晨两点。她先把自己脱得只剩内衣，然后把骨灰盒用帆布绳横竖捆了三道，紧紧绑在胸前，外面再套一件黑色雨衣。所有行李——学生证、口红、换洗衣服、甚至母亲的照片，全扔进岸边礁石缝，她连回头都不回，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把“陈伯伯”送回家。海水一浸，雨衣像纸一样贴在皮肤上，冷得她直打哆嗦，可她还是一头扎进浪里，像扎进一场没有退路的考试。 游的过程，她后来回忆，就像“把整个大学四年级重新上一遍”。浪头一个接一个，打得她眼冒金星，嘴里全是咸腥味，帆布绳勒得胸口发麻，她却不敢松手，生怕一松，骨灰盒就会被暗流卷走。中途，一艘港英巡逻艇的探照灯扫过来，她赶紧沉进水里，憋气憋到耳膜嗡嗡响，才悄悄探头换气。就这样浮浮沉沉，漂了将近三小时，终于摸到对岸大鹏湾的礁石。上岸那一刻，她两条腿软得像面条，手指被牡蛎壳划得血肉模糊，可她第一件事，还是解开绳子，把骨灰盒抱在怀里，像抱一个刚出生的孩子。 上岸后，她没敢停留，连夜赶路，靠一双赤脚走了二十多里山路，脚底磨出好几个血泡。天亮时，她遇到一个赶集的农妇，用两块番薯换了一身干衣服，又把骨灰盒藏在竹篮里，上面盖满野菜。一路颠簸，她终于在第三天傍晚，抵达惠州境内的交通站。接待她的是一位姓李的老交通员，看见她浑身是伤，眼泪当场就下来了：“姑娘，你背的是火种啊，不能灭。”林巧玲却笑，一笑就扯裂嘴角：“李叔，我背的是咱家的长辈，得让他先回家。” 组织为将军举行了简单迎接：一张白布、一面党旗、一张遗像。她把骨灰盒轻轻放在桌上，退后两步，鞠了一躬，声音沙哑却坚定：“报告，任务完成。”然后整个人像被抽掉骨头，瘫在地上。医生后来诊断：重度脱水、肋软骨断裂、十指感染。她却只问一句：“将军，算光荣吗？”旁边老兵红着眼答：“算，算！” 将军的骨灰最终被安葬在广州黄花岗，与七十二烈士为伴。每年清明，林巧玲都会去墓前放一包陈皮梅——那是将军最爱的零嘴。她说：“糖我给带到了，您慢慢吃，别再操心。”再后来，她成了一名中学老师，教英文，也教历史，却从不把自己这段经历当“英雄事迹”讲，只在黑板角落写一句话：“海把我送过去，我把他们送回来。”学生们不明就里，她却笑：“你们长大就懂了。” 我读到她的日记，是在厦门一个旧书摊，本子被虫蛀得只剩半册，我却站在太阳底下，浑身起鸡皮疙瘩。回家路上，我买了包陈皮梅，咸甜带酸，一口下去，像咬破了1950年的海风。那一刻我明白，历史不是教科书上的章节，是某个姑娘用十九岁的骨头，背回一个将军的灵魂。我们今天的“回家”，是有人先跳了海；我们说的“团圆”，是有人先把自己撕成半块。想到这儿，我把剩下的陈皮梅撒进海里，小声说：姐，糖管够，您歇会儿吧。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