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龙少年为啥会终成恶龙？因为在与恶龙搏斗中，少年需要掌握与恶龙相似的力量和手段。但这并非命运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选择的故事。“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因为在深渊凝视之下，很难有人能保持最初的清澈。 这个隐喻在现代被演化成了这样一个故事：每年都有少年英雄战胜残害乡里的恶龙，但英雄却无人归还。后来人们发现，原来少年在杀死恶龙后，看着闪烁的珠宝而露出贪婪的目光，慢慢地长出鳞片、尾巴和触角，自己最终也变成恶龙。 这种同化过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革命者成为新的专制者，批判者成为新的权威。这种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源于权力本身具有的腐蚀性。以至于当初目的无论多崇高，也会在不知不觉中走上恶龙之路。 人性中的欲望与诱惑是蜕变的内部推力。历史上的匡衡就是明证，就是“凿壁借光”的那位励志少年。他怀着求知向上的初心读书，步入仕途不到20年便官居宰辅，位极人臣。 但随着位置不断上升，财富不断累积，匡衡就慢慢变质了。晚年因“专地盗土”案被弹劾免职，其子匡昌亦涉杀人案，他最终因贪污被贬为庶民。这种转变深刻揭示了人性在面对权力、财富和地位时的脆弱。 但这种转变又跟环境与制度的不完善息息相关。屠龙故事中，村民每年献祭少女的行为，实际上是在培养一种通过牺牲他人保全自己的自私心理。屠龙少年看到这种情况，很容易产生村民也不是啥好人的心理平衡，为自己变成恶龙找到合理解释。 青年袁世凯也曾以“大丈夫当效命疆场”的豪言展现理想抱负，两次科举失败后转向军事领域。1882年朝鲜壬午兵变中，他凭借果断行动赢得清廷赏识。但1912年就任临时大总统，尤其是洪宪帝制标志着其彻底堕落。 唐代诗人李绅早年写下脍炙人口的《悯农》：“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充满了对农民的同情与关怀。但当他官至宰相后，却奢侈无度，一顿饭花费三万钱，厨房养着五十个厨子专做鹅舌羹。他甚至还发明了“李绅税法”，逼得农民把种子当税交。 北宋蔡京年少进士及第，四度拜相，最初也曾表现出改革家的气魄。司马光曾称赞他“若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然而晚年蔡京却贪婪成性，被称为“六贼之首”，最终被贬岭南，客死他乡。 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津巴多曾提出“路西法效应”，指出在一定情境和系统因素影响下，好人也会做出与性格相悖的极端行为。因为当屠龙少年进入旧的权力结构和系统后，就会面临恶龙类似的情境压力。 严嵩的故事就是路西法效应的生动例证。年轻时的严嵩是个励志典型，家里穷得揭不开锅，老婆死了都没钱下葬。但进入官场后，在嘉靖朝的特殊政治环境下，他逐渐黑化，最终成为明朝最大的贪官之一。 这一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特定情境下逐步发生的性格异化。曹操年轻时曾堪称执法模范，20岁任职洛阳北部尉时，就连皇帝宠妃的叔叔蹇硕违禁夜行，他也敢于直接打断他的腿，并将其扔进大牢。 但随着权力增长，曹操逐渐走向专权，不仅“挟天子以令诸侯”，还睡人妻夺人城。最讽刺的是他年轻时写《蒿里行》痛斥军阀“白骨露于野”，老了却为夺徐州而屠城数十万。这一转变凸显了权力环境对个人价值观的扭曲力量。 其实，“屠龙少年终成恶龙”的叙事往往代表着一种对现实价值观和进步观念的消解，很容易揭示出一些现实的荒诞和被遮蔽的问题。但如果我们只停留在这种循环论中，就难以看到人与社会的发展可能性。 从历史长河看，古今并非一模一样，每个时代的“恶龙”都有不同特点。社会在不断进步，人性也在不断完善，关键就在于如何从制度、价值观、社会舆论等层面迫使“屠龙少年”不忘初心，并用初心抵挡繁花迷眼。 所以，屠龙少年并非是一个关于命运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选择的故事。村民可以选择继续献祭少女，也可以选择团结一致改变规则；屠龙少年可以选择坐在宝藏上长出鳞片，也可以选择将财富散给村民，回归初心。 所谓命运，不过是人性贪婪的遮羞布。所谓成功，不过是社会标价的赎罪券；所谓永恒，不过是瞬间堆积的沙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