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8月，原北京军区副司令旧伤复发，因为没有医疗证，医院都不肯收治。副司令

1965年8月，原北京军区副司令旧伤复发，因为没有医疗证，医院都不肯收治。副司令没有办法，给老部下打去电话，请老部下帮帮自己。老部下得知情况后，迅速开办了医疗证，把副司令送往医院治疗。 王近山，人送外号“王疯子”。这外号不是骂他，是夸他打仗不要命。1930年，16岁的他还是个湖北黄安的放牛娃，看着地主欺压乡亲，一扭头就参加了红军。在猛将徐向前的麾下，他很快就崭露头角。 真正让他脱胎换骨的，是遇到了刘伯承。刘帅看中了他身上的勇猛，但也看出了他的短板。一次，刘伯承把他叫到跟前，递给他一本《孙子兵法》，说：“光会冲锋陷阵不行，得学会有勇有谋。” 那几个月，王近山白天带兵操练，晚上就在煤油灯下啃那本薄薄的兵法书。还别说，放牛娃出身的他，真就开了窍。他不再是一味地猛打猛冲，而是学会了观察地形、分析敌情、声东击西。 1943年10月，机会来了。 当时，王近山奉命率领386旅第16团，护送一批干部家属转移到延安。为了掩人耳目，整个队伍都化装成了普通老百姓。路过山西洪洞县的韩略村时，他意外发现了一支装备精良的日军队。 换做以前的“王疯子”，估计早就抄起家伙冲上去了。但此时的王近山，脑子里已经有了刘帅教的兵法。他先是按捺住性子，派人侦察，发现这伙日军非同寻常，队形松散，不像战斗部队，倒像是来观光的。他心里一动：这是个机会！ 他迅速判断出这是一条日军军官经常经过的路线，果断决定在此设下埋伏。他利用韩略村附近狭窄的公路地形，将兵力部署在两侧高地，形成了一个口袋阵。第二天，当这支日军车队大摇大擺地进入伏击圈时，王近山一声令下，机枪、手榴弹如下雨般砸向日军。 战斗只用了几个小时，这支120人的日军队伍，除了3人侥幸逃脱，其余全部被歼。事后王近山才知道，他端掉的根本不是普通分队，而是一个由日军高级军官组成的“战地观战团”，准备去前线“学习经验”的。这一仗，不仅让华北日军司令部乱成一锅粥，也让延安的毛主席都对他刮目相看。 当王近山带着队伍抵达延安时，毛主席紧紧握着他的手，笑着说：“我道是谁，原来是红四方面军的王疯子！如今可了不得，成了‘吴下阿蒙’了嘛！”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再到抗美援朝的上甘岭，王近山战功赫赫，几乎打满了全场。新中国成立后，他凭着一身军功，被授予中将军衔，官至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前途一片光明。 然而，命运就是这么爱开玩笑。沙场上的硬汉，却没能迈过生活里的那道坎。1964年，一封举报信送到了中央，举报人是他的妻子韩岫岩。信的内容，是王近山与她妹妹韩秀荣的婚外情。 组织上找他谈话，希望他能认识错误，回归家庭。可“王疯子”的犟脾气上来了，他不仅不认错，还铁了心要离婚。他觉得自己的婚姻早已名存实亡，追求爱情没有错。 毛主席得知后，派刘少奇处理此事。面对组织的最后通牒，王近山依旧梗着脖子：“我王近山好马不吃回头草，婚是离定了，组织爱咋办就咋办！” 这一句话，彻底断送了他的前程。中央很快下达处分决定：撤销北京军区副司令员职务，开除党籍，军衔降为大校，下放到河南一个农场当副场长。 曾经的爱人韩秀荣，也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选择离开了他。 农场的生活是清苦的。住的是潮湿的茅草屋，吃的是粗茶淡饭。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尚且难熬，更何况是王近山这样过惯了军旅生活、身上满是旧伤的将军。 每到阴雨天，他腿上、背上的伤口就疼得钻心。农场的医疗条件有限，而他被开除党籍后，高级干部的医疗证也被收回。这意味着，他连去大医院看病的资格都没有了。 1965年8月，他的旧伤再次严重复发，疼得在床上打滚。农场的医生束手无策，建议他去北京的大医院。于是，就出现了开头那一幕。被医院拒之门外后，绝望中的王近山，想起了蔡捷。 蔡捷曾是王近山第六纵队的秘书，跟着他南征北战，两人名为上下级，实则情同兄弟。接到老首长的求助电话，蔡捷夫妇心如刀绞。他们无法想象，那个曾经在战场上把他们护在身后的司令，如今会落到这般田地。 没有丝毫犹豫，蔡捷立刻行动起来。他托关系、找熟人，用最快的速度为王近山办好了医疗证，将他接进了医院。在蔡捷夫妇的悉心照料下，王近山的病情才逐渐稳定下来。 在王近山最落魄的时候，是曾经的部下，给了他最温暖的支撑。 1969年，另一位老部下肖永银，壮着胆子向中央写信，希望能重新启用王近山。此时的王近山，也早已在岁月的磨砺中反思了自己的错误。他在给毛主席的信中写道：“我错了，请党和中央再给我一次机会。” 毛主席最终被这份真诚打动，批示道：“王近山同志犯的不是政治上的根本性错误。” 1970年，王近山被重新任命为南京军区副参谋长，回到了他阔别已久的军队。 1978年，王近山因病在南京逝世，年仅63岁。他用半生戎马，为新中国打下了江山，却因一次个人生活的失足，几乎葬送了自己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