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一年贪污多少？”雍正对年羹尧说出这句话，可当年羹尧说出一年65000两时，雍正不仅没惩罚他，反而很欣慰，为何？ 想弄明白雍正心里的小九九，咱们得把时间往前倒一倒，回到那场惊心动魄的“九子夺嫡”。 康熙爷晚年，儿子们为了皇位斗得你死我活，最后胜出的是平时最不起眼的四阿哥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他这个皇位坐得可一点都不稳，外面有兄弟盯着，朝中有老臣看着，背后还有一堆烂摊子等着。 这时候，雍正最需要的是什么？是能帮他镇住场子、稳住江山的铁杆心腹。而年羹尧，就是他手里最锋利的那把刀。 年羹尧不光是雍正的大舅子，更是当时朝廷里数一数二的能臣。康熙三十九年就中了进士，一路从四川巡抚干到川陕总督，手里攥着西北几十万大军的兵权。雍正能顺利登基，离不开年羹尧在西北稳住大后方，震慑他那个手握兵权的十四弟胤禵。 所以，在雍正刚坐上龙椅那几年，他和年羹尧的关系，与其说是君臣，不如说更像合伙人。一个在内主持大局，一个在外稳定边疆，配合得天衣无缝。雍正给年羹尧的信里，那叫一个亲热，什么“朕实不知如何疼你”之类的话，肉麻得都快不像个皇帝了。 在这种背景下，再来看那场关于贪污的对话，味道就全变了。 雍正问“你贪了多少”，他真正想听的，不是一个数字，而是一个态度。他想知道，你年羹尧在我面前，是不是还说实话？你心里有没有鬼？你拿的那些钱，敢不敢摆在台面上跟我说？ 而年羹尧回答“六万五千两”，这个回答妙就妙在“诚实”。他没有哭穷，没有抵赖，而是大大方方承认了。这一承认，在雍正听来，就是一种姿态：皇上，我虽然拿了钱，但我对您没藏着掖着，我心里还是有您的。 在那个皇位还不算十拿九稳的时候，这种“忠诚”的姿态，远比六万五千两银子值钱得多。雍正要的是一把听话的、能办事的刀，至于这把刀平时需要用金子来养护，那都是可以商量的成本。所以他欣慰，是因为年羹堯通过了这场忠诚度测试。 当然，雍正的欣慰也不全是政治作秀。作为一个务实的皇帝，他比谁都清楚，带兵打仗，治理一方，光靠朝廷那点死工资是远远不够的。 年羹尧镇守的西北，是什么地方？那可是清朝的边防前线，环境恶劣，民族关系复杂，叛乱时有发生。手下几万大军，吃喝拉撒、武器装备、人情往来，哪一样不需要钱？ 所谓的“六万五千两”，在雍正看来，很可能就是年羹尧维持这支庞大军事集团运转的“润滑剂”。犒赏有功的将士，收买地方的头人，打点朝中的关系，这些事不上台面，却是维系一支军队战斗力和忠诚度的潜规则。 年羹尧如果真是个一清如水、两袖清风的圣人，他手下那些如狼似虎的将士，凭什么死心塌地跟着他在冰天雪地里卖命？ 雍正心里有数，只要年羹尧能把西北的叛乱平定，把边疆守稳，这六万五千两就是一笔划得来的投资。他怕的不是年羹尧贪钱，而是怕他贪了钱还不办事，或者贪得没了边，忘了自己姓什么。 所以，当年羹尧说出这个数字时，雍正心里可能还嘀咕了一句：才六万五？比我想象中少多了。这说明年羹尧虽然贪，但还有分寸，还在可控范围之内。一个有能力、懂分寸、还忠心的大将，花点钱养着，值！ 可惜，年羹尧没能一直保持这份“清醒”。 随着西北战事大捷，年羹尧的功劳也达到了顶峰。他被封为一等公，加太保衔，权势熏天，俨然成了“西北王”。这时候，他开始飘了。 他给自己手下的官员叫“年选”，公然培植私人势力；文武官员见他，得先行跪拜大礼；他给雍正上奏折，口气也越来越随意，甚至把自己和皇帝相提并论。 这些举动，彻底踩了雍正的红线。 当雍正的皇位已经稳固，内外再无强敌时，君臣之间的“合伙人”关系就结束了。雍正需要的，不再是能干的“刀”，而是一个绝对服从的“奴才”。 而年羹尧这把刀，不仅锋利，还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甚至想反过来握住主人的手。这是任何一个皇帝都无法容忍的。 于是，那曾经被雍正“欣慰”地看在眼里的“六万五千两”，连同后来查出的侵吞军饷百万、收受贿赂四十余万的惊天巨贪，都成了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雍正三年，风向突变。曾经雪片般飞往年羹尧府上的赞美奏折，一夜之间变成了弹劾的罪状。朝廷议政大臣和刑部最终给他罗列了92款大罪，洋洋洒灑，从大逆罪到贪腐罪，应有尽有。 但仔细看就会发现，贪渎罪和侵蚀罪排在很后面，真正要他命的，是排在最前面的“大逆”“欺罔”“僭越”。说白了，年羹尧的死，不是因为他贪了多少钱，而是因为他不懂得收敛自己的权力欲，挑战了皇权的底线。 最终，雍正赐年羹尧自尽。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大将军，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