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一名韩国女老板走进车间，威胁120多名中国员工：“全都跪下，不跪开除！”众人犹豫半晌后，车间跪倒一片......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沿海地区外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广东珠海南山工业区便是典型一隅。那时，内地农村青壮年大批南下谋生，寻求城市里的稳定饭碗。孙天帅就是其中一员，他来自河南一个普通农家，高中毕业后未能继续深造，便背起行囊，坐上长途火车抵达珠海。先在建筑队扛活，风吹日晒中赚取微薄工钱，却常遇拖欠结算的糟心事。 1994年，他转入瑞进电子公司，这家韩资厂子主营电路板组装，招聘门槛不高，却承诺管吃管住。孙天帅从底层装配工起步，凭借勤恳手脚，半年内升为车间组长，月薪达1300元。在那个时代，这笔收入已算体面，够寄回家补贴家用。厂里工人多是20岁出头的年轻人，来自五湖四海，大家挤在简易宿舍，朝九晚五地围着流水线转。外资厂的优势在于技术活多，缺点是管理严苛，韩国老板金珍仙便是典型。她1992年注册公司后，便以铁腕作风闻名厂区，常因产量未达标而罚款，甚至动手教训员工。这种高压氛围，让许多打工者虽心生不满，却碍于生计，只能咬牙忍耐。孙天帅目睹这些不公，渐渐积累起一丝不满，但仍旧埋头干活，盼着日子能熬出头。 瑞进厂的日常运营，处处透着金珍仙的独断专行。她从韩国带来几名管理人员，对中国员工区别对待明显。韩国籍职员出错，仅需口头检讨，中国工人稍有延误，便遭扣发奖金或罚站。加班是家常便饭，每周工作时长轻松破60小时，夜班时厂区灯火彻夜不熄。工资虽按月结算，但拖欠现象频发，员工领到手时往往缩水三成。金珍仙的苛刻不止于此，她常突击检查宿舍，翻箱倒柜扔掉私人物品，理由是影响卫生。一次午饭时间，有人多夹一口菜，她当即叫保安拖走，扣掉半月薪水。 这些事在厂内流传，工人私下议论，却无人敢公开顶撞。孙天帅作为组长，负责协调20多名下属，常常在夹缝中周旋。他分配任务时，总尽量匀出空隙让大家喘口气，但金珍仙的巡视如影随形，一有风吹草动，便是新一轮训斥。1995年3月前，厂里已积累多起类似纠纷，有人因不堪重负悄然离职，有人转去别厂另起炉灶。孙天帅则选择坚守，一方面为那份难得的稳定，一方面也抱有幻想，以为忍耐能换来升迁机会。这种环境下的劳工生活，表面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涌动，每个人都在权衡尊严与生计的秤砣。 1995年3月7日下午，车间突发变故，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金珍仙巡视时，发现一名女工因连续加班过度而短暂休息，她当场发作，先是扇耳光，后又踢倒对方。接着，她要求全车间120多名中国员工集体下跪谢罪，声称不从者即刻开除。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羞辱，工人群中响起短暂犹豫，有人交换眼神，有人低头咬唇，但最终多数人选择屈从，陆续跪地以保住工作。金珍仙的举动并非孤例，此前她已多次无故处罚员工，制造恐慌氛围。这种行为在当时外资厂中偶有耳闻，却鲜有公开曝光。孙天帅站在队伍末尾，目睹全过程后，决定不再沉默。他直言拒绝下跪，强调作为中国人，不会向外国人屈服。这一站，瞬间打破了车间的死寂。金珍仙勃然大怒，当即叫保安将他拖出，并宣布开除。孙天帅脱下工装，头也不回离开厂区。这件事虽短暂，却如一记闷棍，敲醒了厂内沉闷的空气。工人虽继续劳作，但议论声渐起，许多人开始反思外资厂的生存法则。孙天帅的举动，体现了普通劳工在高压下的底线觉醒，也暴露了跨国管理中文化冲突的尖锐一面。 孙天帅离厂后，没有选择沉默，而是直奔当地劳动监察部门举报。他详细列出金珍仙的违规事实，包括殴打员工、强制下跪、拖欠工资等多条证据，并提供目击证人名单。监察人员迅速行动，次日便进厂展开调查。他们翻阅财务记录，复印工资表，又逐一询问20多名工人，收集书面证词。金珍仙起初试图抵赖，辩称那是内部管教，但面对堆叠的证据，她脸色煞白，最终签字承认过错。 调查历时一周，局方掌握了充分材料，包括照片和录音。事件曝光后，当地媒体跟进报道，标题耸人听闻，迅速在珠海乃至全省传开。工人群体中，孙天帅成为话题中心，许多人通过口耳相传，表达对他的敬佩。这起纠纷的处理，标志着90年代劳工维权机制的初步完善，也让外资企业管理者警醒法律底线。金珍仙被迫公开道歉，向全体员工鞠躬三次，声音通过厂内喇叭广播。她的公司运营受阻，几个月后宣布关门，她本人收拾行囊，返回韩国。孙天帅则领回拖欠的2000元工资，外加补偿金，继续在珠海另觅生计。这段经历，让他从普通打工者转变为权益捍卫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