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蒋介石得知戴笠的儿子戴藏宜被枪毙，当即命令毛人凤把戴的后人接到台湾。蒋介石接见了母子三人，照片上右一为戴笠儿媳郑锡英，左一为戴笠长孙戴以宽，蒋介石前面站着的是戴笠小孙子戴以昶，看似慈祥的照片上，背后却另有深意！ 戴笠，在民国可是个狠角色。他原名戴春风，自己觉得土，找了个算命先生，说他五行缺水，这才改名“笠”，字“雨农”，盼着能呼风唤雨。你别说，这名字还真没白改，他后来确实成了蒋介石手里最锋利的一把刀，掌管着庞大的军统特务组织，让无数人闻风丧胆。 蒋介石对戴笠的倚重，那是不加掩饰的。抗战时期，戴笠手下的军统，上天入地，锄奸、搞情报，干了不少让日本人头疼的事。连美国人都说他是“中国的希姆莱”。老蒋甚至说过：“要是没有雨农，我早就死了。”这话有几分真心，几分客套，不好说，但戴笠在蒋介石心里的分量，可见一斑。 可惜，天有不测风云。1946年，戴笠乘坐的专机在南京岱山坠毁，一代“特工之王”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他一死，偌大的军统群龙无首，内部斗得一塌糊涂。最后，毛人凤捡了个大便宜，接管了保密局。可谁都知道，毛人凤在老蒋心里的地位，比戴笠差了十万八千里。 戴笠一死，他留在大陆的家人，日子立马就不好过了。 尤其是他那个不成器的儿子戴藏宜。 戴笠这辈子，心狠手辣，六亲不认，唯独对这个独子戴藏宜，是又爱又恨。戴藏宜从小被惯坏了，仗着老爹的权势横行乡里，吃喝嫖赌样样精通，整个一江山县的“活阎王”。戴笠不是没管过，把他送进黄埔军校，想让他学点好，结果戴藏宜把军校当成了游乐场，没几天就因为胡作非为被开了。 戴笠气得把他关禁闭，可骂归骂，打归打，回头还是给他安排了个京沪杭铁路警备处的处长。这下好了，戴藏-宜更是无法无天。他最出名的一件事，就是强占了当地小学女教师王月英。 这还不算，他还把自己老爹的“家训”记得牢牢的——“要做大丈夫，心要狠，手要辣”。 1941年，戴藏宜为了夺回当年戴笠写给共产党叛徒华春荣的一张“悔过书”，竟然带着特务冲进华家，将手无寸铁的华春荣一家残忍杀害，连几岁的孩子都没放过。这案子当时就被压了下来，可血债终究是要还的。 戴笠死后，戴藏宜失去了最大的靠山。1949年解放军解放江山县，他自知罪孽深重，带着家眷躲进了深山。可他哪里是过苦日子的料，没多久就受不了，想跑去台湾。结果在福建被解放军逮了个正着。人民政府一查他的底，桩桩件件都是血案，尤其是杀害华春荣一家的罪行，铁证如山。1951年，戴藏宜被执行枪决，算是恶有恶报。 戴藏宜被枪毙，他的妻子郑锡英和五个孩子顿时成了“黑五类”。家产被没收，郑锡英一个弱女子，拖着五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惨。实在没办法，她把两个女儿托付给了在戴家做了十几年保姆的汤好珠，自己带着三个儿子跑到上海讨生活。 在上海，郑锡英租了个小破屋，靠给人家洗衣做饭挣点辛苦钱，拉扯着三个儿子。眼看就要撑不下去的时候，她想到了戴笠生前的护士长范娟理。范娟理当时在上海已经站稳了脚跟，为人也仗义，听了郑锡英的遭遇，二话不说就伸出了援手，帮她找了工作，这才让母子几人没饿死街头。 这事儿过了两年，传到了台湾蒋介石的耳朵里。老蒋听完，立马把毛人凤叫来，下了一道死命令：派人去大陆，把戴笠的后人接过来，一个都不能少！ 毛人凤哪敢怠慢，派心腹特务王时旭潜入上海，找到了潜伏特务黄福源。这黄福源也是个老油条，知道这事难办，狮子大开口要了一大笔经费。钱到手后，他买通了上海户籍警陆秉章，给郑锡英母子办了去香港的通行证。为了掩人耳目，还给郑锡英改名叫沈凤英，给小儿子戴以宏也改了名。 谁知忙中出错，戴以宏的户籍出了点问题，没走成。最后，只有郑锡英带着大儿子戴以宽和二儿子戴以昶到了香港，再由王时旭转送到台湾。 毛人凤带着母子三人去见蒋介石，本想邀功，结果老蒋一看，脸就沉下来了：“怎么只来了三个？剩下的人呢？”毛人凤吓得一身冷汗，赶紧解释。蒋介石嘴上没多说，但心里那份不满，谁都看得出来。 蒋介石为什么非要大费周章地接戴笠的家人？真的是念及旧情吗？ 这背后，全是算计。 是为了收买人心，作秀给还活着的特务们看。 第二，是为了敲打毛人凤。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怕戴笠的后人被共产党“利用”。 所以，蒋介石笑得再“慈祥”，也掩盖不了背后那股子政治的寒意。郑锡英和孩子们，不过是他棋盘上的一颗子，用来安抚旧部、敲打新贵、消除隐患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