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时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的王震将军，因在新疆牧区推行社会改革时“先斩后奏”，遭到中央严厉批评，并被撤销了在新疆的主要领导职务。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准备筹划布局新中国蓝图。 会上，王震主动请缨，要求率部进军新疆。 他深知这片占国土六分之一的广袤边疆，资源丰富却百废待兴，而自己曾在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中积累了丰富的垦荒经验。 中央经过慎重研究，同意了他的请求。 临行前，毛主席特别叮嘱王震。 “新疆解放要以政治争取为主，军事手段为辅，务必处理好与当地各民族的关系，力争和平解放！” 同时强调，这个任务不是短期，必须要做好长期扎根的准备。 1949年9月，在中共中央的英明决策和原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将军的积极斡旋下，新疆实现和平解放，避免了战火荼毒。 11月，王震率领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历时半年，终于踏上新疆的土地。 他随即宣布成立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并于12月出任新疆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而他面对的任务异常艰巨。 既要迅速布防，清剿各地的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 又要响应中央号召，组织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解决粮食自给问题，减轻人民负担。 王震一上任就与战士们一同挥镐垦荒，引水开渠，兴办农场，饲养牲畜。 在剿匪战斗间隙，生产运动也积极展开。 到1950年底，部队不仅实现了粮、油、肉、菜的基本自给，甚至还有余粮替当地百姓缴纳部分公粮。 1950年9月，中央指示在新疆部分农业区进行减租反霸试点。 王震坚决执行，试点工作成效显著。 在此基础上，经新疆分局研究并报中央批准，1951年9月，一场史无前例的减租反霸斗争在全疆农业区全面铺开。 农业区改革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王震和新疆分局的同志们。 随即，他们又关注到了更为落后、仍保留着浓厚封建农奴制色彩的广大牧区。 王震心系牧民疾苦，渴望尽快改变牧区的落后面貌。 他先派出多个工作组深入天山南北的牧区进行详细调研。 工作组反馈的情况令人忧虑。 许多牧主同时兼有地主身份，在农业区土地改革中失去土地后，便将财富和精力集中于大量牲畜上。 他们普遍对即将到来的牧区改革充满恐惧和抵触。 甚至有些人在得到风声后，开始杀掉牲畜，当起了土匪。 基于现实问题，1952年4月23日，王震以新疆分局名义向中共中央西北局提交报告，详细阐述了在牧区进行社会改革的必要性和初步设想。 然而，王震推进改革的急切超越了组织程序。 在尚未得到明确批复的情况下，他便开始着手进行牧区改革的各项准备工作。 当西北局基于对全局形势的考量，最终回复不同意在新疆牧区立即进行大规模社会改革时，王震认为西北局可能未能充分理解新疆牧区面临的特殊紧迫性。 他怀着对牧民苦难的深切同情和对边疆稳定的高度责任感，决定“先斩后奏”。 1952年5月左右，在部分地区率先启动了牧区改革试点。 改革的核心内容是没收牧主的部分牲畜，分给贫苦牧民。 这一举措本意在于解放生产力，改善牧民生活。 然而，改革的推进过程远非一帆风顺。 部分牧主及亲信煽动不明真相的牧民，散布“汉人要抢光草场和牛羊”的谣言，制造恐慌。 一时间，伊犁河谷等地人心浮动，宰杀牲畜、驱赶畜群入山躲避的现象加剧。 尽管解放军官兵努力调解、维持秩序，但牧区的生产生活秩序受到了较大冲击，社会矛盾一度激化。 王震在巡视时，目睹哈萨克老牧民因失去牲畜而悲痛欲绝的场景，一时间他开始反思改革方式是否过于激进。 消息迅速传至北京。 毛主席深感事态严重，认为王震的做法操之过急，违背了中央关于在民族地区必须“慎重稳进”的基本方针，打乱了中央稳定西北、团结各民族共同建设新中国的整体部署。 他严肃指出，新疆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处理不当可能影响整个西北乃至全国的民族关系和大局稳定。 1952年7月，王震奉命回京参加中央会议。 会议期间，中央领导同志对他在新疆牧区改革中的错误进行了严肃批评。 习仲勋同志主持会议，与会者一致认为，王震同志建设新疆的热情值得肯定，但在牧区改革问题上，未能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行动过于仓促，方式方法欠妥，造成了不必要的混乱，属于“只顾新疆局部，未顾全国大局”的严重错误。 王震在会上深刻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他未作过多辩解，接受了批评，并提交了书面检讨。 会议决定，撤销王震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新疆军区政治委员等主要职务，仅保留新疆军区代司令员一职。 这一决定，标志着王震在新疆第一阶段主政时期的结束。 这次挫折，成为他革命生涯中一次沉痛的教训，也深刻反映了新中国初期治理边疆的复杂性与艰巨性。 主要信源：（新华网——忠诚为党 实干兴邦——纪念王震同志诞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