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而言，到底是《丰乳肥臀》、《檀香刑》这种作品好，还是《艳阳天》、《金光大道》更值得称道？浩然去世后，围绕着他的争议并没有停止。著名作家贾平凹曾认为:浩然的作品不过是图解政策，其焦点局限于路线斗争，除了怀旧与重复，没有文学价值。评论家雷达更是直言：相比于《平凡的世界》，《艳阳天》只是一种伪现实主义！但笔者认为，当时合作化运动的得失不能作为文学优劣依据的，浩然的创作是小说，而且是只会出现在浩然笔下的小说故事，以此对浩然过度批判，难免有失公允。 在“十七年”和“十年”那个风云激荡的特殊时期，浩然创作的三部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和《西沙儿女》，宛如耀眼星辰，为他赢得了至高无上的荣誉，也让他在海内外声名远扬。这三部作品不仅以汉语版本广泛传播，还被翻译成蒙古文、哈萨克文、维吾尔文等多种少数民族文字，跨越了民族的界限，走进了更多读者的世界。 其中，《艳阳天》在1973年推出了日文版，1977年又有了朝鲜文版；《金光大道》于1974年发行了日文版，1981年第一部的英文版也与读者见面；《西沙儿女》的第一卷《正气篇》在1976年出版了法文版 。 这些以“阶级斗争为纲”创作的作品，在当年之所以能备受青睐，绝非偶然，而是与当时浓厚的政治气氛以及文艺路线紧密相连。在那个特殊的历史阶段，文学创作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使命，浩然的这些作品恰好契合了时代的“主旋律”。 然而，当岁月的长河缓缓流淌，我们站在今天的视角，拂去历史的尘埃，剥离掉浩然小说中阶级斗争的话语和线索之后，惊喜地发现，其中依然蕴藏着能深深触动人心的力量。而这种力量的源泉，正是作者对乡村日常生活图景那真实而细腻的描摹。 费孝通先生曾将我们生活的这个古老国度贴切地称为“乡土中国”。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每一个人都与乡土有着千丝万缕、难以割舍的联系。也正因如此，对乡村中国的文学叙述，在百年来的中国文学长河中，稳稳占据着主流地位。“老中国儿女”们那平凡而又充满烟火气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所秉持的稳定而单纯的农民文化，成为了文学作品中被反复书写、永恒不变的主题。 在浩然的小说世界里，无论时间的指针指向“十七年”，还是后来的新时期，传统的农民文化始终如一地透过乡村日常生活，或隐晦、或鲜明地得以表达。即便是在“文革”时期创作的《金光大道》，我们只要用心去探寻，依然能够在文本的字里行间、细微缝隙中，触摸到那熟悉的乡村生活温度。如果说阶级斗争的叙事话语是浩然小说在当年风靡一时的关键因素，那么，乡村日常生活图景的呈现以及对传统农民文化的深刻表达，则是浩然小说在今天依然散发着独特吸引力的根本所在。 在《中国乡土小说史》中，丁帆将形成现代乡土小说美学品格的最基本艺术质素，精准地概括为风景画、风情画和风俗画。其中，风景画是“进入乡土小说的叙事空间的风景”，是对自然景物的生动叙写；风情画是“带有浓郁地方色彩的风景画和风俗画，以及在这一背景下的生活场景、生活方式、文化习俗等的呈现和外露 ”；风俗画则是“对乡风民俗的描写所构成的艺术画面 ”。各地由于地理条件的显著差异，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自然风光，再加上特定的生活习惯、民风民俗，共同构成了一地独一无二的乡土风情。而对地方风情的细腻描绘，无疑对丰富作品的内容有着极大的助力。 在《艳阳天》这部经典之作中，作者就不止一次地用细腻的笔触描绘过乡村那迷人的夜色和充满希望的晨曦。“五月末的北方夜晚，是最清新，最美好的时刻。天空像是刷洗过一般，没有一丝云雾，蓝晶晶的，又高又远。一轮圆圆的月亮从东边山梁上爬出来，如同一盏大灯笼，把个奇石密布的山谷照得亮堂堂，把树枝、幼草的影子投射在小路上，花花点点，悠悠荡荡。宿鸟在枝头上叫着，小虫子在草棵里蹦着，梯田里的青苗在拔节生长着；即使在夜间，山野中也有万千生命在欢腾着 … …” 浩然小说中独特的艺术魅力所在。 浩然小说中的自然风光描写，不仅仅是为了描绘美景，更是与小说的整体氛围、人物情感以及情节发展紧密相连。它就像一条无形的丝线，将故事中的各个元素巧妙地串联起来，使读者在欣赏自然风光的同时，更深入地走进小说所构建的世界，感受其中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 。 例如，在一些紧张的情节发展之前，可能会出现阴沉压抑的自然景象，如乌云密布的天空、呼啸的狂风等，以此来渲染紧张的气氛，让读者感受到暴风雨即将来临的压迫感；而在人物心情愉悦、充满希望的时候，往往会伴随着阳光明媚、鸟语花香的美好自然描写，起到衬托人物心境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