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47岁的陈菊梅做出了一个近乎疯狂的决定：切除阑尾，摘除扁桃体，拔光所有牙齿。她说：“我要把身上一切可能引发炎症、干扰肝病研究的器官，统统清理干净！” 1972年的一个清晨，47岁的陈菊梅躺上手术台时，医生握着手术刀的手都在抖——这位传染病专家要求切除阑尾、摘除扁桃体，还要拔光满口牙齿。手术室里的护士后来跟人说：“陈教授当时笑着说，‘这些器官留着只会发炎，耽误我研究肝炎’。” 这个决定在当时的医疗圈里炸开了锅。有人说她疯了，有人红着眼眶说“这才是真大夫”。但陈菊梅自己再清醒不过：那年头中国每年有60万人死于肝炎，她没时间生病，更没时间看牙。 时间倒回1958年，刚从苏联留学归来的陈菊梅，一脚踏进了全国闻之色变的“病毒乐园”——解放军302医院。这是全国最大的传染病医院，每天收治着各种重症传染病人。朋友劝她：“以你的学历，去哪家医院不好？”陈菊梅只是笑笑：“就因为这里最危险，才最需要我。” 当时的中国顶着“肝炎大国”的帽子，肝炎死亡率高达85%。陈菊梅白天在病房里穿梭，晚上就睡在办公室的简易席子上。同事记得她总说：“晚一天攻克肝炎，就多死成百上千的人。” 但这种拼命三郎的作风很快遭到反噬。扁桃体发炎、肾炎接踵而至，最严重时甚至出现尿血。就在大家以为她会休息时，陈菊梅做出了那个震惊所有人的决定：“既然这些器官总出问题，那就全部切除！” 手术后的陈菊梅仿佛卸下了重担。她带领团队在中药房里泡了三个月，终于从五味子中提取出有效成分，研制出降低转氨酶的“肝得安”系列药物。这个突破让中国肝炎死亡率从85%骤降至38%，“肝炎大国”的帽子被彻底甩进太平洋。 但陈菊梅的脚步从未停歇。2003年非典爆发时，78岁的她带头进入隔离病房。当时医院领导拦着说：“您年纪大了，感染了怎么办？”陈菊梅一边穿防护服一边回：“传染病医生还怕传染？那就像战士怕子弹一样可笑。” 她主持了北京首次非典专家会诊，编写的《非典型肺炎防治手册》被印了上百万册发往全国。最紧张的时候，她连续三天睡在会诊室的沙发上，醒来就接着看CT片。 2008年汶川地震，83岁的陈菊梅又一次让年轻人瞠目结舌——她拄着拐杖出现在废墟上，挨个巡查灾民安置点。“灾后最容易暴发疫情，我是传染病医生，我不来谁来？”她在一片瓦砾堆前指导消毒防疫，站得太久，年轻护士不得不偷偷往她脚下垫个板凳。 直到90岁正式退休，陈菊梅仍然坚持每周出诊。患者说她看诊有个特点：从来不让病人说“谢谢”。“该说谢谢的是我，是你们帮我积累了更多病例经验。” 2021年11月5日，96岁的陈菊梅悄然离世。按照遗愿，她的遗体被捐献给了首都医科大学。临终前她说：“我这一生没有豪言壮语，只想做好医生该做的事。” 如今在302医院的走廊里，还挂着她最喜欢说的那句话：“医生可以退休，治病救人永远不退休。”据说有年轻医生在下夜班时，总能看到那张照片上的眼睛依然亮着——就像她当年在苏联学成归国时那样，永远充满着灼人的光芒。 【消息源自：《人民日报——67年行医，83岁奔赴灾区，91岁坚持出诊......痛悼传染病专家陈菊梅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