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曾说：实事求是的讲，大多数人对中国文学、对莫言小说的了解程度只能算是一知半解，停留的层面或止于电影《红高粱》。易中天也直言：单论描写农村生活，路遥的思想层次、艺术水平比莫言差了好多，即使柳青的《创业史》彪炳史册，但比莫言《生死疲劳》还是略逊一筹。浅薄的读者，不能理解莫言的伟大，那种深藏于宿命论的抗争。 莫言毫不讳言，他将说书人尊为自己的祖师爷，坚定地继承着说书人的传统。在他的认知里，说书艺术源远流长，从唐宋时期起，那些在勾栏瓦社中为民众讲述故事的人，便是他创作道路上的先驱。这种对传统说书艺术的尊崇，贯穿于他的创作理念之中。 在创作实践中，莫言的作品也充分体现了对传统说书元素的吸纳。他的小说里，故事情节往往跌宕起伏，充满了戏剧性与传奇色彩，如同传统说书里那些扣人心弦的故事。比如在《红高粱家族》中，“我爷爷” 余占鳌和 “我奶奶” 戴凤莲的爱情故事，充满了野性与激情。余占鳌劫花轿、与戴凤莲在高粱地里野合，这些情节大胆而奔放，充满了原始的生命力，就像传统说书里那些引人入胜的传奇爱情故事，一下子就能抓住读者的心 。再看《檀香刑》，以清末高密东北乡为背景，讲述了一场围绕着檀香刑这一残酷刑罚展开的故事。孙丙抗德、钱丁断案、赵甲行刑，各方势力错综复杂，情节一波三折，读者仿佛置身于一场紧张刺激的说书现场，被故事的发展紧紧吸引。 在莫言的诸多作品中，《生死疲劳》以其独特的 “说 —— 听” 叙事模式脱颖而出。这部小说的核心叙述者是蓝解放和大头儿蓝千岁 。蓝解放，他的人生轨迹与时代的浪潮紧密交织，从一个懵懂的少年，在时代的洪流中逐渐成长，经历了人生的起伏与波折。而大头儿蓝千岁，他是西门闹历经六道轮回后的最终形态，带着前世的记忆与沧桑，重回人间。两人常常在院子里相对而坐，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他们回忆的起点，是 20 世纪 50 年代那个充满变革与希望的时代，一直延伸到世纪末。这半个世纪，是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时期，从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运动，到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再到改革开放，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蓝解放和蓝千岁的回忆，就像是一条无形的线，将这些历史片段串联起来，为读者呈现出一幅生动而真实的历史画卷 。在他们的讲述中，我们能感受到那个时代人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以及在历史洪流中个体的渺小与无奈。 在《生死疲劳》的故事讲述中，蓝解放和蓝千岁采用了一种独特的人称变化方式。他们在多数情况下使用第三人称，这种人称视角就像是一个客观的旁观者，能够全面地展现故事中的人物和事件 。比如，蓝千岁在讲述西门闹的故事时，会说 “西门闹如何如何”，这样的叙述方式让读者能够清晰地了解到事件的全貌，仿佛置身于故事之外，冷静地观察着一切。但在关键处，他们又会突然转换为第二人称，直接与对方对话，如 “蓝解放，你为了爱情，不要前途，不要名誉，不要家庭的行为……” 这种人称的转变，瞬间拉近了叙述者与听众之间的距离，使交流变得更加直接和亲切。 读者在阅读时，仿佛自己也参与到了这场对话之中，能够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叙述者的情感和态度 。这种人称变化带来的叙述效果是多方面的。第三人称的使用，使得故事的讲述更加客观、全面，能够展现出宏大的历史背景和众多人物的命运。而第二人称的适时介入，则为故事增添了情感色彩，让读者更容易产生共鸣。它打破了传统叙事的单调，使叙述更加生动、灵活，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感受到一种独特的节奏感。这种人称变化还能够引导读者的思考，当叙述者以第二人称对人物的行为进行评价时，读者也会不自觉地对这些行为进行反思，从而更加深入地理解故事所传达的意义 。 在《生死疲劳》中，“说 —— 听” 模式下叙事的中断，就像是乐章中的休止符，对故事节奏起到了巧妙的调节作用。当蓝解放和蓝千岁在讲述故事时，会不时地停下来，抒发感慨或进行评论。这些中断并非突兀的插入，而是与故事的发展紧密相连。它们就像是故事发展过程中的缓冲带，让读者在紧张的情节推进中，有时间去思考和回味刚刚发生的事情。比如，在讲述某个历史事件时，叙述者会突然停下来，对该事件的影响和意义进行一番评论，这不仅让读者对事件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使故事的节奏得到了舒缓，避免了读者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 。 传统说书在叙事过程中，虽然表面上会做出与观众探讨的姿态，比如说书人在讲述故事时，会突然停下来，问一句 “列位看官，你们猜接下来会如何？” 但实际上，答案早已在说书人的心中，后续的故事发展依然是按照说书人既定的思路进行，本质上还是说书人的自说自话 。这种交流模式是单向的，观众更多的是被动接受说书人传递的信息，很少有真正参与讨论、发表自己观点的机会。 而在莫言的小说中，“说 —— 听” 模式建立起了说听双方真正的双向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