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后，风烛残年的黄维双眼朦胧，内心悲恸，凝神看着那个身覆红旗的、已经是传奇的人。 他那时候还不老。 黄维，穿着整洁的将军制服，站在庐山的石阶上，右手夹着一张电文，左手扶着妻子的胳膊。 她怀孕了，挺着九个月大的肚子。 他跟她说，“这仗打完就回家。”她点点头，眼神没离开他，直到他下山的背影淹没在浓雾里。 谁能想到，那一别，竟然就是二十七年。 后来发生的事，像被人狠命推了一把，节奏全乱了。 1948年，徐蚌会战，十二兵团被包了饺子，黄维本想硬打，他说要“战到一兵一卒”。 可局势不由人，弹尽粮绝时，他成了俘虏。 刚被押走那会儿，他在押送队伍里还挺着腰杆，说什么也不低头 而这边，台湾方面已经替他开了追悼会。是的，还活着的人，被开了追悼会，牌位竖好了，挽联挂上了。 蔡若曙抱着刚出生的小女儿，带着几个孩子挤上了船，远走台湾。 她听着人群中有人低声说，“可惜啊，这么个将军。”她没说话，只是回头望了一眼大陆的方向，像是在问一句，“真没了？” 但她没信这“阵亡”的鬼话。 几个月后，她一个人偷偷回了大陆。 很难说清她是靠什么打探出消息的，反正她摸到了底——人没死，是被俘了。 她就决定不走了，留在上海，等，他在牢里，她在外面。一条命，等一条命。 黄维关押在功德林。那地方离北京城不远，冬天风一吹，像刀子一样刮脸。 他不说悔过，也不写认罪书，说自己没罪。别人都低头了，他就坐在那里，抄《石灰吟》，背《正气歌》，还留着一嘴胡子，整得跟文天祥附体似的。他说，“这胡子是国民党的时候留的，不能在共产党的牢里剃掉。”你听听这话，拧得很。他不服，也倔。 不只是倔。他的确活得挺像个将军，走路从不低头，讲话拣硬的说。 人家说，“你得认识到国民党在抗战后干了坏事。”他说：“那是合法政府，在哪儿都合理。”其他战犯已经慢慢变软了，开始讲认罪、讲新生活，他还在杠。 可他也不是没变。上面安排他们外出参观，去长春的一汽、去南京的中山陵，去武汉看桥。 他一路看，一路讲：“共产党真能干。”他在上海见到自己女儿时，已经六十一岁了。 女儿站在那里，眼神陌生，像是对着一个没见过的老人。他试着找话题，问学校、问将来想学啥。女儿说，“想学医。”他点头，说，“好。”那一刻，像是锋利的壳突然破了一角。 1959年，是个要命的年。那年十二月，第一批战犯特赦公布。 广播念完名字，黄维不在其列。 家里人早就准备好了，衣服熨好了，门口的红纸写了一半，结果——落选。 蔡若曙那天下班回家，带着药，带着眼泪，进了图书馆的书库。 她吞下大把安眠药。要不是被人及时发现，她那天就走了。她撑不住了。这些年，她在上海图书馆干抄写的活，写黑板报，记登记册，手一笔一划写得工整极了。 可精神不行了，她开始幻听，睡不着觉，常常一个人坐在窗边，盯着路灯到天亮。 她曾经是那种特要强、特爱笑的女子。人都说她像早春的一盆水仙，挺拔干净。 可那一场等待，把她耗干了。 黄维后来转到抚顺，听说在那里搞过“永动机”——他自己琢磨的东西，说要做一台“永不停歇”的机器。 拼拼凑凑装好了，一上电，转了几圈就停了。 他站在那儿，盯着那铁疙瘩，半天没说话。有个看守打趣他：“这玩意不行啊。”他没接话，转身走了。 信还是写的。他信里问得最多的是小女儿病好点没，有没有吃药。 他寄钱回来，信封里装着二百块，说是“别给我寄了，留着给她看病。”他那会儿身体也不好，可还是省。 写字写得手抖，还是一笔笔地写。 1975年春天，他被特赦了。 这回是真的。北京站，火车停下，他下车时，风吹着衣角。 他不是将军了，也不是囚犯，是“文史专员”。政协给安排了活，工资两百。 可惜，他的妻子没能好好陪他几年。 1976年春天，一个午后，她出门买菜，谁也没拦住她。她走到护城河边，扔下包，跳了下去，那天黄维正午睡，听说消息，什么都不顾就冲出去。 他不会游泳，也跳了下去。 被人拉上来后，他烧了一场大病，躺了很久。 他写了挽联，挽着写：“若曙难妻，黄维敬挽。”有人劝他说，“这‘难’字要不要改一改？”他摇头，眼泪就掉下来了。 日子慢慢熬过去了，他开始频繁参与政协工作，还搞对台联络。 1980年代初，他写信给台湾，说想回去看看黄埔的同学，去蒋介石的墓前磕个头。 有人说他没“彻底改造好”，说他心里还向着国民党。他不争。他只说，“蒋某人是我校长，陈诚对我恩重如山。共产党待我也不薄。三方我都不负，心安。”这话听着别扭，可他就是这么拧巴地活。 1989年，春天刚过完，他从香港回来，忙着搬家，准备“两会” 政协的同志打电话催他，他说，“好，我来。”那天他去现场报到，忽然觉得胸口闷 送到协和医院，留院观察 第二天早上，女儿接到电话，人没了。没有告别，也没有遗言。他的一生，就这样收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