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人工智能领域的赢家——中国还是美国？】
（经济学人）中国向世界提供了一种不以价值观为导向、以结果为导向的人工智能治理愿景
我1995年，在全球化的黄金时代，伯克利的一位商学教授创造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术语：“加州效应”。大卫沃格尔在他的《升级贸易：全球经济中的消费者和环境法规》一书中指出，当富裕市场的公司面临来自外国对手的新竞争时，他们并不会像悲观主义者预测的那样一律降低标准。相反，竞争市场中的严格规则会引发一场力争上游的竞赛，包括邻近司法管辖区的竞赛。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美国最重要的汽车市场加利福尼亚州实施的严格发动机排放标准。许多公司并没有为不同州生产不同的发动机以利用那些法规更宽松的州，而是选择让所有汽车都符合加州的标准。
2012年，哥伦比亚大学的阿努·布拉德福德（Anu Bradford）提出了她所谓的“布鲁塞尔效应”。这是她对欧盟规则制定超级大国的致敬，欧盟是一个由布鲁塞尔制定的规则拼凑起来的庞大消费市场。跨国公司可能会对繁琐的欧盟法规感到不满，或者在被欧盟官员罚款时勃然大怒。但它们一次又一次地在全球范围内采用了欧盟标准。
如今，全球贸易治理并未步入黄金时代。尽管如此，美国、中国和欧盟等最大的经济体仍然对制定全球标准有着浓厚的兴趣。对于 2025 年的规则制定者来说，塑造人工智能治理是最大的奖励。直到今年，很少有人押注中国会在这场竞赛中获胜，或者出现“北京效应”。早期出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工智能监管并不令人鼓舞。
今年1月，随着DeepSeek- R 1的发布，中国的创新声誉得到了提升。DeepSeek- R 1是一款先进的大型语言模型，其所需的计算能力和资金支持仅为美国竞争对手的一小部分。“DeepSeek时刻”使人们对美国政府通过阻止中国获取先进半导体来保持人工智能领先地位的策略产生了怀疑。但技术上的成功面临着政治障碍。意大利因数据隐私问题禁用了DeepSeek。
尽管如此，中国的人工智能投资者和官员们依然乐观。国家正投入大量资源，致力于开发价格低廉、易于获取且性能优良的应用。借助廉价电力和国内关于人工智能优势的宣传攻势，党希望这项技术能够尽快得到广泛应用。甘于落后于美国被视为明智的商业选择，也很可能引起许多国家的共鸣。这与美国形成了鲜明对比，美国国会一些议员将人工智能霸权之争比作原子分裂。今年2月，副总统J.D.万斯批评欧洲监管过于谨慎，他宣称：“人工智能的未来不会靠对安全的担忧来赢得。”
其他人似乎也认同中国的观点，认为人工智能是一项通用技术，意义重大，但并非世界末日：它更像电力或计算机，而非原子弹。今年7月，新加坡总理黄循财提醒一群商界人士，发电机发明后，花了几十年时间才找到工业用途。“我们非常迷恋那些引领尖端前沿技术的国家，”黄循财说道，“但事实上，技术的巨大优势在于被广泛采用。”
南加州大学法学教授张虎跃在一篇论文中指出，中国的监管比外界认为的更加务实，也更加利于行业发展。该论文去年发表的《中国人工智能监管的前景与风险》详细阐述了严格的信息管控与隐私、版权或数据保护规则的松懈执行如何并存。
即使“北京效应”真的流行起来，也不太可能引发一场争夺最高权力的竞赛。中国的做法将盈利能力、便利性和社会秩序置于个人权利之上。欧盟委员会2020年发布的一份人工智能白皮书对算法歧视的风险表示担忧。白皮书列举了面部识别系统在扫描深色皮肤时准确度较低的情况，以及一些算法会暴露种族偏见，例如在预测已知罪犯是否会再次犯罪时。
因此，中国版的人工智能治理在“民主国家”面临障碍。但许多其他国家也正在寻求以性能为衡量标准的廉价技术。中国还有一个优势。它正在与特朗普政府竞争，后者公开致力于人工智能主导地位，并利用这种垄断力量强加其意识形态偏好。特朗普最近威胁要对那些试图以他不喜欢的方式监管美国科技公司的外国征收惩罚性关税。美国又一次向中国赠送了一份政治礼物。不妨称之为特朗普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