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山战区地雷多如牛毛，一次国庆节会晚餐，我军一位团参谋拿着三个空酒瓶子，从堑壕里随便往外扔，三个酒瓶砸响了三颗地雷。 山里的风一阵阵吹下来，带着潮湿的味道。 麻栗坡的老乡常说，这风里裹着雷的气息。别笑，这可不是迷信。 老山一带，随手丢个石头，就可能炸起一片火光。 有人还记得八十年代，那位参谋酒喝高了，拿三只空瓶子往堑壕外一扔，跟着“嘭、嘭、嘭”，三朵土烟在夜里窜起，满桌人都傻了眼。 酒意散得比风还快。 那时候，地雷多得跟荒地里的石头一样，脚下哪怕轻轻一碰，都能要命。 战争停火了，可雷没停。山脊上的老树一圈圈年轮长出来，脚下却埋着上百万枚不同年代、不同制式的炸药。 越军埋的，我军也埋过。 要守住阵地，没办法，只能把地雷像麦子一样撒下去。 雨季来了，泥石流冲刷，埋得规整的雷群被搅乱，滚到沟里、卡到石缝里，甚至挂在树枝上。 日子久了，没人能说清这里到底藏着多少颗。有人说一百万，有人说两百万，数字在传，可没有人敢走进去数。 离老山不远的八里河村，村口竖着黑色的牌子，上面画着骷髅头。 村民看得麻木了，该上山还是要上山。 日子总要过下去。这个村子不过两百来人，几十年下来，死伤的名册长得吓人。有人割草，镰刀碰到坚硬的铁片，还没反应过来就炸开；有人插秧，脚下一踩，半条小腿不见了；有人去砍柴，火光一闪，父亲倒在儿子眼前。邹家的遭遇在村里流传得最广，父亲死了，弟弟死了，大哥和老三都成了残疾，只剩一个健全的老二。 人和地雷长期待在一块，会生出一种古怪的关系。害怕？是害怕的，但怕久了就钝了。有人甚至敢拿雷当玩具，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手里抱着铁疙瘩笑嘻嘻，下一秒全村人抬尸。也有人干脆自学扫雷，锄头、喷壶，硬生生刨出几十上百枚。那不是勇敢，是被逼的。地雷成了生存的一部分，就像地里的石头，得想办法搬走。 可真正要清干净，没那么简单。1992年，第一次大扫雷，部队背着炸药筒上山。那时候条件差，战士们一天就吃两顿，野外啃压缩饼干。两年下来，扫掉一部分，但村民还是不断触雷。1997年，规模更大的扫雷开始了，两年间五十多万颗地雷被清理，十八万件爆炸物被挖出来，触雷事故明显少了。每次清完一块地，部队会手拉手唱着军歌从雷场走过，像是在告诉老乡：你们可以放心了。 2008年，又来了一轮。这一次是配合勘界，把一些危险地段扫出来。可留到最后的才是真正要命的。2015年起，第四轮扫雷，面对的全是最复杂的山地。坡度七八十度，战士们要拴着绳子吊在崖壁上，一寸一寸地探。探针推进的间距只有三四厘米，手指要赤裸着感受泥土里细微的变化。汗水顺着袖口流进手心，谁都知道，一个抖动，可能就炸掉半条命。 牺牲也在所难免。程俊辉，九零后，原本是连里最舍不得放走的人，他偏要去扫雷。在一次陡坡作业中，发现一枚引信，话音还在耳边，脚下的巨石松动，他整个人坠下山坡，没能再起来。那句“我发现一枚引信”，成了他留给世人的最后一句话。杜富国更是被人反复提起，他喊着“你退后，让我来”，结果双手没了，双眼失明。血肉之躯硬生生替老乡们挡下危险。 这场排雷，不只是军人的事。八里河的村民盼了几十年，有人激动得掉泪，有人杀羊送到营地，还有人抱着孙女认战士做干爹。那是发自心底的感激。因为他们太清楚了，没有这些人，生活永远走不出阴影。扫雷不仅是挖地里的炸药，更是给人重新一块可以种田、可以走路的土地。 到2018年，边境两千多公里，六百五十个雷区，已经清掉六百个。剩下的五十个，因地形过于险恶，被封围起来。有人说，等它们自己坏掉不就行了？不行。塑胶壳的雷能存活一百多年，雨水和泥石流让它们位置更飘忽。危险从未减少，只是换了一种存在方式。 二十六年，四轮扫雷，跨越两代军人。有人负伤致残，有人献出生命。每一次扫完，唱着歌手拉手走过雷场的身影，是最有力的画面。那不是表演，而是一种保证。村民抬头看，眼睛里带着泪。 山林依旧在，风依旧吹，虫鸣还是那么聒噪。不同的是，更多地方能听到锄头刨地的声音，孩子们的笑声，炊烟一点点升起。夜色里，远远还能看到黑色警示牌立在封围区口，骷髅头在风中摇晃。地雷还没彻底消失，可人们的脚步，已经慢慢走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