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日军宣布投降后，12名日军逃窜到了辽宁太平房火车站躲避。没想到的是，已经投降了，日本兵却依然对中国人进行打骂。 8月21号傍晚，天还没黑透，12个日本兵坐着巡道车冲进了车站。 不是普通士兵，全副武装，气势汹汹。 他们说是“路过”，可一进站就把值班室占了，把赵濂铭叫过去。 给水、给饭、给被褥，还用枪指着他说“你要听话”。 赵濂铭不敢吱声，连声应着“嗨嗨嗨”，赶紧让维持会的人送东西。 可他知道，这事不对劲。投了降的兵，哪还这么横？ 他想报警，又怕被秋后算账，只能硬着头皮拖一天算一天。 第二天一早，火就烧起来了。 太平房站东边的铁轨上，一列满载劳工的火车正在进站。 司机李福田是老铁路工，规矩熟得很，巡道车必须避让火车，这是死规矩。 可日本兵不干，非要让火车倒退，说他们“有紧急军情”。 李福田没理，车照开。结果，就听“砰”的一声，他的胳膊中弹了。 那帮日本兵直接开枪，把人打倒在驾驶室里。 车上几十个劳工炸了锅，喊着“打死投降鬼子”，冲下火车。 站边的围观村民也怒了，扔石头、拿锄头，现场一下子乱了套。 可真正让形势翻盘的，是于黑子。这个人，车站警卫队长，练过几年枪法，火爆脾气。 早就看不惯日本兵这德行。 听说日军开枪，他二话不说，带着三四个警卫，直接抄家伙冲上去。 一轮枪响，11个日本兵当场倒地，血流了一地。还有一个穿便衣的，趁乱跑了。 这事儿要是就此结束，还不算最坏。可问题来了——那个逃跑的家伙，才是最大的祸根。 他一路跑到几十公里外的金岭寺站，找到那儿驻扎的日本中佐，说太平房“杀了皇军”。 那中佐一听气炸了，当天晚上就带人砸开军火库，召集200多号人，坐上装甲列车，直奔太平房。 这时候，太平房的人大多还蒙着。 赵濂铭接到风声，却只通知了维持会几个头头。老百姓？没人管。 只有一个人，提前动了手脚——王长贵。 他是铁路工人，干了十几年道岔，眼睛比鹰还尖。 那天，他看到装甲列车进站轨迹不对劲，心里就咯噔一下。 他冒着被枪毙的风险，偷偷把道岔扳错了。 结果，日本兵的装甲列车，在松树梁沟脱了轨，车头卡在沟里，耽误了半天时间。 这点时间，救下了不少人命。但躲得了一时，逃不过彻底。 8月24号下午，日军修好车头，分三路包围太平房。随后，就是一场人间惨剧。 他们不分男女老幼，见人就杀。孕妇寇氏，被从草垛里拖出来，刺刀剖腹，连胎儿也没放过。 十来个孩子，被逼着把死去的日本兵抬去“洗尸、抬尸”，完了全被砍头祭奠。 王长贵的侄子，就在这群孩子里，头掉下来时，眼睛还睁着。 有人往大凌河跑，河水正涨，能逃的没几个。不是被刺死，就是被水冲走了。 两个小时后，整个太平房，像被火烧过。84个村民死了，246间房子烧光了。 赵濂铭，疯了。他后来辞职，回家没几个月就病死了。 有人说他是后悔了，有人说他是吓傻了。 于黑子则加入了地方自卫武装，继续打仗，晚年没留下后人，孤身一人死在村里。 王长贵活下来了，但再没出过远门。有人问他为啥，他只说： “我守过一个车站，但没守住命。” 寇氏的丈夫，等了她一辈子，终身未娶。 这场事，后来没人再提。日本兵大多逃回了本国，没一个为这场屠杀付出代价。 这可能是日军投降后，在中国最后一场有组织的屠杀。 你要说他们疯了吧，可他们明明知道投降了。 你要说他们有理智吧，可他们干的，全是兽行。 这事告诉我们的，不只是战争的残酷，而是一个真相： 有些人，不是因为战败才残忍，而是从一开始，就没把人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