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年前，余秋雨夜访一位画家，画家拿出一份仇人名单：“每死一个，我就用红笔划掉一个名字！”回到家后，余秋雨也写下四个仇人名单：浅芳丽莎！ 1999 年的一个雨夜，余秋雨拜访的画家，是他早年在上海戏剧学院任教时结识的挚友 —— 姓陈，人称 “陈疯子”，画的山水曾被业内赞为 “带血的墨色”，可十年前一场变故后，便淡出了公众视野，隐居在老城区的弄堂深处。 陈画家探出头来，看到余秋雨，他先是愣了两秒，随即眼睛一亮，伸手一把拉住余秋雨的胳膊，力道大得让余秋雨愣了愣：“秋雨！你怎么找过来了？这雨下得邪乎，快进来，别冻着！” “坐，坐！” 陈画家拉着余秋雨在八仙桌旁坐下，转身从柜里拿出一个粗瓷茶杯，用热水烫了烫，又从一个铁皮罐里抓了把龙井，撒进杯里，冲上热水。 “你可是稀客，上次见还是三年前，在美术馆的画展上。” 陈画家搓了搓手，指尖沾着的颜料蹭在袖口上，留下一点淡青色的印子，“最近在忙啥？我看报纸上说，你又出新书了？” 余秋雨端起茶杯，喝了口茶，“还能忙啥，走了些地方，写了点东西。” 他顿了顿，声音低了下去，“只是…… 烦心事也多。” “陈兄，你不知道，《文化苦旅》出版后，我是真没想到……” 他抬起头，眼底带着几分疲惫，还有一丝难以掩饰的委屈，“有人说我写的是‘文化快餐’，没深度；还有人说我借历史炒作自己，甚至…… 甚至编了些谣言，说我家人的坏话。” 他越说越激动，声音微微发颤：“前阵子，有个评论家用了整整三篇文章骂我，说我‘背叛了学术’，还翻我几十年前的旧事，鸡蛋里挑骨头。我女儿在学校，同学拿着报纸问她‘你爸爸是不是真的像上面写的那样’，孩子回家哭着问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解释。” 余秋雨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报纸，指着上面的文章，字里行间满是尖锐的指责，有些地方还被人用红笔圈了出来，笔画用力得几乎戳破纸页。 陈画家没说话，只是静静地听着。“我懂，我太懂这种滋味了。” 他站起身，走到画案旁，拉开下面的抽屉 —— 抽屉里塞满了画纸、颜料，还有几个用红绳系着的小布包。他在里面翻了半天，终于拿出一个深蓝色的布面本子。 “你看看这个。”余秋雨疑惑地拿起本子，偶尔有几页画着简单的素描，翻到最后一页，他停下了 —— 那一页用黑色的钢笔写着密密麻麻的名字，字体遒劲，每个名字后面都跟着一行小字，像是备注。 有些名字被红色的钢笔狠狠地划掉，红线又粗又深，几乎把名字完全覆盖，边缘还留着墨水晕开的痕迹，看得出来，划的时候用了很大的力气。 “这是……” 余秋雨抬头看向陈画家，眼神里满是疑惑。 “我的仇人名单。” 陈画家说：“你看第一个名字，李建国，当年就是他伪造证据，毁了我的画展。” 他指着那个没被划掉的名字，手指微微收紧，“还有这个，王志强，我当年带的学生，偷走了我两幅没完成的画，改了签名，拿去参赛拿了奖，还到处说我教的东西没用。” 他的声音很平静，可余秋雨能听出里面藏着的委屈和愤怒，像是积压了多年的洪水，只是被他强行拦在堤坝里。 “那这些被划掉的……” 余秋雨指着那些盖着红线的名字，小声问道。 陈画家放下茶杯，嘴角勾起一抹复杂的笑，有释然，也有几分无奈：“这些人，都没了。” 他顿了顿，目光飘向窗外的雨幕，像是在回忆什么，“前年冬天，李建国在医院病逝时，我没去参加他的葬礼，只是回家后，找出这个本子，用红笔把他的名字划掉。划的时候，手一直在抖，不是恨，是觉得…… 没意思。” “没意思？” 余秋雨皱了皱眉。 “是啊，没意思。” 他看着余秋雨，眼神很认真，“秋雨，我不是教你记仇，只是有些伤害，不是说忘就能忘的。但报复没用，你越恨，就越会被仇恨绑着，走不出那个圈子。我把他们的名字写下来，不是为了等他们死，是为了提醒自己，我受过的苦，不能白受。” 晚上，余秋雨回到家里，他在书房一笔一划地写下了四个字：浅芳丽莎。 这四个字代表着四个人 —— 古远清、余杰、萧夏林、沙叶新。 古远清曾在多个场合公开批评他的作品，说他的《文化苦旅》“缺乏学术严谨性”，甚至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质疑他的学术背景； 余杰则写了一本专门批评他的书，里面充满了尖锐的指责，甚至编造了一些没有根据的谣言，让他在读者心中的形象大打折扣； 萧夏林更是在网络上发起了对他的 “声讨”，号召网友一起抵制他的作品，还曝光了他的私人信息，让他和家人受到了很多骚扰； 沙叶新则在一次文化论坛上，公开称他是 “文化商人”，说他的作品 “充满了铜臭味”，让他在文化圈里颜面尽失。 余秋雨看着那四个字，没有愤怒，只有平静。他想起陈画家说的话，“把名字写下来，是为了提醒自己，受过的苦不能白受”。 他写下这四个字，不是为了报复，不是为了等他们 “被划掉”，而是为了告诉自己，这些伤害他都记得，但他不会被这些伤害打倒。他要带着这些记忆，继续走自己的路，写自己的字，就像陈画家，即使被毁掉了画展，也没有放弃画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