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齐白石被定为“地主”遂向毛主席求助，主席提笔批示3点 1949年12月15日，北京刚迎来今冬第一场雪。来往的汽车轮胎压在尚未化开的积雪上，发出呲呲声响。就在这天清晨，中南海勤政殿里送出了一封信——毛主席给年过九旬的齐白石写去问候，信中没有官样套话，只寥寥几句关怀。两位同乡相识虽晚，却因湖南血脉与共同爱好而生出别样亲近。 三个星期后，齐白石托人把两方刻有“毛泽东”“朱白”字样的石印送到中南海。石印包裹得极其讲究，外面是宣纸，里层又裹一幅小画。毛主席拆开后发现，画上几棵李树蓬勃伸展，枝头五只小鸟相互依偎，线条简练却生气十足。秘书请示装裱，毛主席点头，并把画临时悬在书桌旁。齐白石没想到练笔之作竟成主席案头清供。 1950年初春，主席在中南海设席款待齐白石，郭沫若也受邀陪同。席间说到那幅小画，主人笑言“珍得很”。老人却摆手连连：“那只是草稿。”郭沫若打趣：“草稿也是宝，画里‘五鸟’便是‘尚武’，还能落在谁家？”短短一句对话，引得满座皆笑。老人坚持重画一幅，主席挥手：“这幅就好。”气氛轻松，却也埋下后文“归属之争”的伏笔。最终，齐白石以让二位题字为条件，巧妙把画又带回自己府上。 宴会只是故事开端。1950年底，土地改革风暴席卷全国，湘潭专区的工作队在整理地契时发现齐家祖上曾收过佃租，遂把齐白石一家列为“地主”。当年那张薄薄的成分牌，轻则影响口粮，重则关系生命。乡里开会一锣敲下，“地主齐家”四字挂在黑板上，这让远在北京的老人彻夜难眠。 齐白石自幼贫寒，四岁替人放牛，七岁半工半读，成年后靠木匠、雕花、卖画维生。从任何角度看都难与“地主”二字沾边，如今却被贴上亮红标签，实在不可思议。老友徐悲鸿听闻此事，劝他把实情写信给毛主席。老人迟疑片刻，终究提笔，字迹虽抖却清晰：家中产业不过老屋三间，田地皆分给乡亲，望主席核实。 1951年二月，信件送达中南海。主席批阅后，立刻在信上写下三条：一、核定成分务必以事实为据；二、齐家若未经营土地，即由政府处理；三、土改政策不可因私人交情而变通。随后交由毛岸青带回湖南口头转达。为了不影响当地工作，他特意叮嘱“范围不宜外传”，整个过程低调而严谨。 湘潭地委闻令，即日派人复查。邻里提供证言：“齐家哪有佃户，连雇工都请不起。”最终，工作队仅收回齐家两亩自留地，撤销“地主”定性，相关记录改为“自耕农”。以往批斗大会上高悬的牌子也被悄悄摘下。消息传到北京时，老人只是轻轻哦了一声，然后把原来准备好的几幅画作悉数封存，打算择机奉送。 这一年，齐白石已九十一岁。尽管身子骨大不如前，他仍坚持每日作画、篆刻。谁都看得出，他想把更多精品留给国家——更准确地说，留给那位曾在危急时刻伸出援手的老乡。 1953年春末，齐白石特命嫡孙挑选自己一生最满意的十二幅大作，外加珍藏砚台、古籍若干，用木箱装好，贴上字条：“赠主席。”木箱运到北京时，正赶上毛主席外出考察。工作人员请示如何处置，得复电：原样收藏，待归京后再看。数日后，主席返京，翻看画册，轻声道：“老人家情深意重。”短短七字，也算对多年交谊的最好注解。 1957年秋，齐白石病危。临终前，他再度口授遗嘱，将自己余下全部手稿、篆印与收藏字画交由国家保管，并特指“第一批尽献韶山毛公祠，以谢雪中送炭”。第二年，齐氏后人遵嘱完成移交。 回望这一连串事件，会发现建国初期的政策原则与人情温度并行不悖。土地改革有铁的纪律，也有实事求是的回旋；一封求助信与三条批示，让错位的“地主帽子”得以摘除。历史并不抽象，它就在石印、小画与批示之间留下细节，勾勒出国家机器运转的秩序，也折射出领袖对艺术和艺术家的保护。 试想，如果没有坚持事实的原则，老人或成为土改漩涡中的“典型”；反过来，若政策因私人关系被扭曲，公平又从何谈起？最终能被记住的，不是偶然的温情，而是制度与良知相互扶持所体现出的分寸感。 齐白石走后，关于那幅李树五鸟的小画仍流传于世。画里枝叶茂盛、羽毛灵动，如同土地改革中被重新确认身份的小民——在春天里重新站稳脚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