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刀刘铤手下最勇猛的家兵很多是外国人，在万历朝鲜战争中还招降了500名投降的日军士兵。刘铤将这500名日本人编为镇远营，参与了播州杨应龙叛乱。 刘铤麾下家丁的独特构成在明代军事体系中显得尤为特殊。这些被称为"夷丁"的外籍士兵多来自漠北、西南及东亚地区，其中尤以万历朝鲜战争中收编的500名日军降兵最为引人注目。这支被编为"镇远营"的特殊部队，不仅反映了明代边将私兵制度的特点，更展现了晚明军事国际化的一面。 这些日军降兵的归顺过程颇具戏剧性。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露梁海战后，部分被困朝鲜南部的日军部队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刘铤利用其多年镇守川滇的经验，采取"以夷制夷"的策略，通过招抚与威慑并重的方式，成功说服这批装备火绳枪的倭兵归降。考虑到这些士兵精通火器作战，且熟悉山地战术，刘铤突破常规将其收编，体现了明代将领在实用主义与民族情感间的权衡。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播州之役中，镇远营的表现引发朝野争议。在攻打娄山关的关键战役中，这些前日军士兵利用其擅长的火枪阵战术，为明军攻克杨应龙叛军坚守的险要关隘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他们作战时仍保持部分日式战法，如佩戴具足铠甲、使用武士刀近身搏杀等，这种异域风格的作战方式在明军阵营中显得格外醒目。 更引人深思的是这些异国士兵的心理状态。他们远离故土，在完全陌生的文化环境中为明朝作战，其忠诚度完全维系于刘铤个人的统帅魅力与犒赏措施。史料记载刘铤"待之以诚，赐之以厚"，不仅给予双倍饷银，还允许其保留部分习俗。这种特殊待遇虽然有效维系了部队战斗力，却也引起其他明军部队的不满，认为"夷兵骄横，渐不可制"。 朝中官员对刘铤此举的质疑从未停止。兵科给事中田大益曾上疏直言："召夷兵以靖内乱，犹抱薪救火，恐遗患更深。"这种担忧体现了传统华夷之辨思想对军事事务的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万历皇帝最终默认了这种灵活务实的做法，反映出晚明军事实践中现实需求对传统观念的突破。 镇远营的命运也折射出明代家丁制度的特殊性。这些外籍士兵与主帅之间建立的是人身依附关系，而非对国家政权的忠诚。刘铤去世后，这支特殊部队逐渐解体，部分士兵选择定居中国，融入当地社会，另有部分则辗转返回日本。明清鼎革之际，尚可见到这些"倭兵后裔"在西南活动的记载。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刘铤收编日军降兵的做法并非孤例。明代边将素有招募少数民族士兵的传统，戚继光就曾大量招募浙兵、矿兵等特殊兵源。但直接成建制使用外国降兵，仍属突破常规的创举。这种做法既体现了明代军事文化的包容性，也暴露了正规军制衰落后明朝不得不依赖各种非正规力量的窘境。刘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