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一个农妇骂了毛主席，被保卫部门抓起来关押，还被判处死刑，毛主席听说后，道：“把她带来见我，我要了解其中的情况！” 伍兰花生在清涧县一个穷苦农民家庭，1905年出生的她，从小跟着父母在地里干活，双手磨出老茧，脸庞被陕北的烈日晒得黝黑。十七岁，她嫁给同村的李长贵，夫妻俩勤勤恳恳，靠种地养活一家人。生了三个儿子后，日子虽清苦但也安稳。1935年红军来到清涧县，给伍兰花家分了五亩地，村里还修了水渠，庄稼收成比过去好些，家里终于能吃饱饭。伍兰花对红军满怀感激，觉得日子有了盼头。可好日子没持续多久，抗战爆发，边区来了大批机关人员，吃饭问题成了大麻烦，公粮征收量年年增加，农民手里的余粮越来越少。伍兰花的丈夫李长贵在一次干活时被雷击身亡，家里没了顶梁柱。她一个女人，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还要照顾七十多岁的病重婆婆，生活一下子坠入谷底。每天起早贪黑，既要种地又要操持家务，伍兰花累得喘不过气，家里的粮食却还是不够吃。 1941年6月，伍兰花在田里干活时，听到村里干部催交公粮，积压的怨气再也憋不住，当众骂了毛泽东。她的声音传遍田间，附近干活的村民都听到了，有人觉得她这话太过分，跑去保卫部门举报。保卫部门接到消息，怀疑伍兰花可能是敌特分子，毕竟普通人哪敢这么大胆公开骂人。他们派人把伍兰花抓起来，带到村头的土屋里审问。伍兰花低头站在屋里，双手攥着衣角，断续说出家里的难处：丈夫死了，婆婆病得下不了床，三个孩子还小，公粮却催得一家连饭都吃不上。保卫部门查清楚她只是普通农妇，不是敌特，但她的言辞被认为威胁边区稳定。经过讨论，干部们觉得放了她可能会有后患，决定判她死刑。 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正在批阅文件，听说这件事后，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他叫来保卫部长钱益民，指示把伍兰花带来见他，想弄清楚她为何如此不满。伍兰花被押到延安，站在毛泽东面前，低头诉说家里的困境：丈夫去世后，她一个人撑着全家，五亩地种得再好也填不饱肚子，地方干部催粮时一点不留情面。毛泽东听完，沉默片刻，指示钱益民释放伍兰花，并要求调查类似情况。他认为，伍兰花的怨气不是无缘无故，根子在政策执行上出了问题。 钱益民亲自送伍兰花回清涧县，还归还了她之前交的公粮。回到村里，伍兰花家的院子里堆起几袋小米和玉米，日子稍微好过些。钱益民召集村民开会，澄清伍兰花无罪，指出错在部分干部催粮太狠。清涧县的干部受到批评，调整了公粮征收方式，对贫困家庭减免负担。伍兰花家被列入减免名单，村里还组织了劳动互助队，帮她种地收庄稼。1942年，边区粮食产量从1939年的1004万亩增到1200万亩，伍兰花家的五亩地也收成不错，家里终于有了点余粮。乡亲们常聚在她家，聊起延安的事，桌上摆着粗瓷碗，装满热腾腾的玉米粥。 这件事让毛泽东意识到农民负担的问题，他推动了一系列政策调整。陕甘宁边区开始对困难户减免公粮，还组织生产互助队，帮农户渡过难关。伍兰花晚年拄着拐杖，常对儿孙讲起1941年的经历，语气里满是感激。边区的农民因为这些政策，日子慢慢好起来，对共产党的信任也更深了。清涧县的田间，村民们挥锄干活时，歌声传得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