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军被苏联红军被押往了寒冷的西伯利亚。后来，活下来的日军战俘哭着回忆道：“苏联军医用手抓一抓肉，然后肉多肉厚的就要被选去干最苦最累的活……” 佐藤健一，1925年出生在九州福冈县的一个小村庄，家里只有母亲和姐姐相依为命。父亲早逝，母亲靠种稻田养家，佐藤从小就帮着下田，割稻、插秧，手上总带着泥土味。村里神社的石阶是他童年的乐园，夏天的蝉鸣和老人们的武士故事是他仅有的消遣。1943年，18岁的他被征召入伍，告别母亲时，她塞给他一块粗布围巾，带着家里的味道。佐藤被送到满洲，驻扎在一处偏僻的军营，周围全是荒凉的平原。每天清晨，他在操场上跑步，教官的喊声刺耳，夜晚睡在硬邦邦的木板床上，空气里满是潮湿的霉味。他站岗时，握着步枪，手指冻得发麻，眼睛盯着远处的地平线。1945年8月，苏联红军突袭满洲，佐藤的部队毫无还手之力，溃散在坦克的轰鸣中。他被俘时，双手被反绑，靴子磨破，跟着长长的战俘队伍，踏上通往西伯利亚的路。路上，苏联士兵用枪托推搡，尘土飞扬，遮住了远处的山影。佐藤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活着回去，只知道前方的路一片迷雾。 1945年深秋，佐藤被送到西伯利亚的一处战俘营，周围是无尽的雪原和稀疏的松林。火车停下后，战俘们被赶下车，寒风像刀子一样刮过脸庞。营房是用粗糙的原木搭成的，屋顶漏风，墙缝透着冷气。每天清晨，苏联卫兵敲门催促，战俘们在空地上列队，接受体检。军医用粗糙的手指捏住佐藤的胳膊和腰，皮肤被捏得发红，军医皱眉说了几句俄语，把他推到一旁。那些被挑中的强壮战俘被送去矿场，佐藤被分到铁路修建队。每天，他挥动铁镐，敲击冻硬的土地，手掌磨出鲜血，渗进木柄。食物只有一块发霉的黑面包和一碗掺了土豆皮的稀汤，佐藤学会了把面包掰成小块，藏在衣服里慢慢吃。夜晚，战俘们挤在营房里，木板床上只有薄薄的稻草，寒气从地面钻上来。一次，一名战友偷了面包，被卫兵发现，枪托砸在他背上，血染红了雪地，佐藤和其他人低头继续干活。劳作从早到晚，修铁路、挖矿坑、搬木材，稍有懈怠就挨鞭子。佐藤的手指冻到发紫，关节僵硬，连工具都握不住。营房里，战友们低声分享家乡的记忆，有人讲起北海道的苹果园，有人提到未婚妻的笑脸。佐藤常想起母亲做的鲑鱼饭团，那味道是他坚持下去的唯一动力。冬天最冷的时候，气温降到零下四十度，有人冻死在营房里，尸体被拖出去，雪地上留下一道长长的痕迹。佐藤和战友们学会了抱团取暖，挤在一起，靠着彼此的体温熬过长夜。 1947年春天，雪开始融化，战俘营传来遣返的消息。佐藤站在空地上，双手插在破旧的口袋里，听到自己的名字时，身体微微一颤。遣返的火车狭窄拥挤，木板座椅硌得骨头疼，空气里满是汗味和煤灰。火车驶过西伯利亚，窗外的雪原渐渐变成绿色田野，佐藤的手指摩挲着母亲给的围巾。抵达日本港口时，海风带着咸味，人群在码头推挤，喊声不断。佐藤拖着虚弱的身体走下火车，穿过人群，寻找母亲的身影。终于，他在远处看到她，头巾下的白发在风中晃动。他快步上前，母亲抓住他的衣袖，手指用力到发白。回到村庄，熟悉的稻田还在，但村民的眼神变了。有人背后议论，骂他是“败兵”，佐藤低头走过，假装没听见。他想在码头找工作，搬运货物时汗水浸湿衣背，但因战俘身份被拒之门外。母亲的身体越来越差，佐藤靠砍柴和打零工养家，每天挑着柴担，脚步沉重地穿过村口。母亲去世后，他在旧木箱里找到一封信，纸张泛黄，字迹写着对他的牵挂。佐藤晚年搬到城镇，靠微薄的养老金过活。他偶尔向年轻人讲起西伯利亚的日子，不是为了诉苦，而是想让他们知道和平的可贵。他常说，活下来是母亲给他的力量。直到去世，他还常梦到故乡的稻田，风吹过，带着泥土的清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