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八年的时候，搞浮夸风，村里有位男的是生产队长，他在旧社会要过饭，吃尽了挨饿的苦

五八年的时候，搞浮夸风，村里有位男的是生产队长，他在旧社会要过饭，吃尽了挨饿的苦头，他顶住压力，偷偷把仓库里准备上交的粮食分给了社员们。 队长姓王，村里人都叫他老王头。脸上的皱纹像犁过的田垄，深深浅浅刻着四十多年的风霜。左手腕上有道月牙形的疤，是当年讨饭时被地主家的狗咬伤的，他总说那疤是“饿出来的记性”——十三岁那年，他娘就是揣着半块发霉的红薯，倒在雪地里再也没起来。 那年春天，公社开大会，喇叭里喊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各村都往上报高产，隔壁李村说一亩地收了五千斤，邻县更是敢吹“万斤稻”。轮到老王头发言，他捏着发言稿的手直冒汗，最后憋出句“俺们村尽力种，能收多少是多少”，气得公社书记把搪瓷缸子往桌上一墩：“王老实！你这思想跟不上形势！” 回来的路上，会计跟他说：“队长，咱也往高了报报吧，不然上面要批的。”老王头蹲在田埂上，看着刚插下去的秧苗在风里摇晃，苗稀得能数清棵数。“报多少都没用，”他吧嗒抽着旱烟，“稻子长在地里，不是长在嘴上。真把虚数报上去，秋天交不上粮，饿肚子的是咱村里人。” 可浮夸风像野草似的疯长。县里来了工作组，带着照相机在地里拍“卫星田”——把别处的稻子移栽到一小块地里，密得能站住人，然后让社员们举着“亩产万斤”的牌子拍照。老王头看着被折腾得蔫头耷脑的稻子，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烟袋锅子在炕沿上磕得邦邦响。 入秋时，仓库里的粮食刚够交公粮的数。工作组又来催，说要搞“献礼粮”，让把明年的种子粮也先交上去。那天晚上，老王头锁了仓库门，背着手在院里转了三圈。月光照在他佝偻的背上，像披了层白霜。他想起村西头的二柱子家，媳妇刚生了娃，锅里天天煮的是野菜糊糊；想起东头的瞎眼老太，儿子在修水库时没了，就靠村里救济过活。 后半夜，他叫上会计和两个老社员，撬开仓库的锁。麻袋解开时，金黄的玉米粒滚出来，在月光下闪着温润的光。“每人分三十斤，”老王头的声音有点抖，“记着，这粮是借的，明年收成好了再还。谁也不能往外说，不然咱都得遭殃。” 社员们领粮时，一个个都红着眼圈。二柱子媳妇抱着粮食，“扑通”跪在地上，要给老王头磕头，被他一把拉住：“快起来，给娃熬点糊糊是正经。”瞎眼老太让邻居扶着，摸摸索索地把两个鸡蛋塞到老王头手里：“他叔，这是俺家唯一能拿出的东西。” 可纸终究包不住火。没过多久，公社就知道了这事。书记带着人来批斗老王头，说他“破坏大跃进，给集体抹黑”。批斗会上，老王头站在台子上，腰杆挺得笔直：“俺是要过饭的，知道饿肚子的滋味。粮食是用来救命的，不是用来吹牛的。俺没错！” 台下的社员们都低着头，没人敢说话。但散会以后，有人悄悄往老王头家送咸菜，有人趁夜里给他家挑水，会计更是把账本改了又改，想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老王头看着窗台上那碗咸菜，心里像揣了个热馒头，暖烘烘的。 那年冬天特别冷，老王头被撤了队长职务，还被罚去看打谷场。他裹着件破棉袄，夜里就睡在草垛上，却从不抱怨。有次夜里起了大风，他怕谷堆被吹跑，顶着风雪往谷堆上盖草席，冻得浑身发抖，嘴里还念叨着“可不能让粮食受委屈”。 开春后，公社要把老王头送去劳改。送他走那天，全村人都去村口送，没人说话，就看着他一步一步往前走。走到河湾时，他突然回头，对着村子的方向鞠了一躬。这时，二柱子突然喊了声“队长”，接着，越来越多的人跟着喊，喊声在河湾里荡来荡去，惊起一群水鸟。 老王头最终没被送去劳改。听说县里的领导知道了这事，叹了口气说：“一个把社员的肚子看得比自己前途重的人，错不到哪儿去。”但他也没能再当队长，只是回村里当了个普通社员，每天扛着锄头下地，脸上依旧挂着憨憨的笑。 后来日子慢慢好了，浮夸风也过去了。村里人说起五八年，都要提老王头分粮的事。有人说他胆子大，有人说他傻，二柱子却总是红着眼圈说：“要不是王大叔，俺家娃那年冬天就活不成了。” 老王头活到八十多岁才走。临死前，他拉着儿子的手说：“记住，不管啥时候，都不能瞎吹牛，不能糟蹋粮食，不能忘了咱是农民。”他的坟头朝着村子的方向，每年清明，都有人往坟前摆上一碗新蒸的白米饭，那是村里人用最朴素的方式，记着那个在饥荒年里，敢把粮食分给大家的老队长。 现在村里的小学墙上，贴着老王头的故事。老师给孩子们讲的时候，总会说：“真正的勇敢，不是敢说大话，而是敢做实事；真正的担当，不是为了自己出名，而是为了让身边的人能活下去。王爷爷虽然没当过大官，没挣过大钱，但他在咱们心里，比谁都高大。” 风从田野里吹过，稻浪翻滚，像一片金色的海洋。那些沉甸甸的稻穗，仿佛都在诉说着那个年代的故事，诉说着一个普通农民，在浮夸的浪潮里，如何用自己的良心，守护着最珍贵的粮食，也守护着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