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的一天，已辞职赋闲的纪登奎在家里吃饭时，突然头一歪倒在了地上，家人发现他面色苍白，呼吸急促，连忙将他送到了最近的医院紧急抢救。 李雪峰和纪登奎，都是从山西那片黄土地走出来的。李雪峰是老大哥，纪登奎小他十六岁，早年在太行区，纪登奎就在李雪峰手下干活。那会儿，纪登奎心里是真佩服这位老领导，把他当榜样。 后来几十年，俩人各有各的际遇，就像两条河，分头流淌。直到六七十年代，命运才又把他俩推到了一起。李雪峰的人生跟坐了过山车似的，一度高升，执掌京畿重地。可没过多久，1970年的庐山会议，他因为“华北组二号简报”的事，一下子从山顶跌到了谷底。 那份简报，他作为华北组的召集人签了字，结果被定性为“反革命”，这口锅背得他有苦说不出。很快，他被撤职，送到安徽六安的一个小地方隔离审查。那段日子有多难熬，只有他自己知道。 “九一三”事件后，中央开始重新审查一些案子，也包括李雪峰的。这时候，很多人都避之不及，可纪登奎站了出来。他在毛主席面前，很认真地提了自己的看法，大意是说，李雪峰、郑维山这几个人，情况不一样，最好不要开除党籍，给他们留条路。 这话在当时说出来，是需要极大勇气的。毛主席听了，意味深长地看了看纪登奎，说了句：“登奎啊，缺少了几根白头发，不像我们，都是经历了考验的。” 话虽这么说，但纪登奎的仗义执言，还是传到了李雪峰的耳朵里。所以，当李雪峰在1982年终于迎来清白时，他心里最惦记的，就是这个在关键时刻为他说了话的老兄弟。那句“你好大的胆子”，饱含了多少年的辛酸、委屈和感激。 纪登奎只是淡淡一笑，说我只是实话实说，那简报本来就不是那么回事。朋友之间，最金贵的，可能就是这点在逆境里敢说实话的实在劲儿。 纪登奎的这份“实在”，贯穿了他的一生。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批准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四位同志的辞职请求。这是一个时代的转折点，四位曾经身居高位的人物，自此走上了不同的人生轨道。 他们四个人，就像是从同一条主干道上，拐进了四条不同的小径。 陈锡联，戎马半生，退下来后，交际圈子主要还是军队的老战友。他喜欢钓鱼，还拿过不少奖。看电视是他的一大爱好，尤其爱看军事新闻和战争片。每当在电视上看到有官员贪腐的新闻，老爷子就气得直拍大腿，嘴里念叨：“该杀头！该杀头！” 这份嫉恶如仇的劲儿，跟在战场上一样。 吴德，退下来头几年，几乎是“归隐”状态。一个人在北京东交民巷的家里，练练书法，种种花，车一年到头都加不了几次油。后来在中央领导的劝说下，才开始到全国各地走走看看。他同样看不惯贪腐，甚至有一次听到些不好的消息，还专门跑到中纪委去反映情况。 汪东兴，是四人中职务最高、也最长寿的一位。他活到了100岁，在2015年才去世。身边人说他“心很宽，想得开”，这可能是他的长寿秘诀。退下来后，他从中南海搬了出来，但住得不远。家里常有老同事来拜访，他聊得最多的，还是毛主席。有时候说着说着，眼泪就下来了。直到晚年，他还在通读《毛泽东选集》，想从里面找答案。 而纪登奎，是四个人里最特殊的一个。他辞职时只有57岁，正是一个干部年富力强的时候。所以他没有完全赋闲，而是去了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当研究员。他为人一直很低调，发言总是平和又简单。 据他儿子纪坡民回忆，他父亲生前一直想写两本书，一本是个人回忆录，另一本是关于他从河南调到北京后的工作经历。他总觉得自己还年轻，时间有的是，就没着急动笔。 可谁也没想到，意外来得那么快。 时间来到了1988年7月13日。 那天，纪登奎在家里吃晚饭，跟家人聊着天。突然间，他头一歪，就倒在了地上。家人冲过去一看，他面色苍白，呼吸变得非常急促。大家慌了手脚，手忙脚乱地把他送到了最近的医院。 尽管医生们全力抢救，但还是没能挽回他的生命。突发性心脏病，带走了这位只有65岁的老人。 他的离去，是四个人中年纪最小、也是走得最早的。这个消息让所有认识他的人都感到震惊和悲痛，尤其是李雪峰，他又失去了一位患难与共的挚友。 后来，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的回忆录都相继出版，成为了研究那段历史的珍贵资料。唯独纪登奎，因为他走得太突然，那两本计划中的书，最终一个字都没能留下。 这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历史遗憾。他经历了那么多，思考了那么多，那些独特的视角、那些不为人知的细节、那些他对历史的深刻反思，都随着他的猝然离世，永远地尘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