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米价飞涨经销商大米滞销在日本这场持续近两年的 “米荒” 危机中，农协与政府的合谋暴露出资本主义体系下权力与资本交织的深层病灶。当 5 公斤装大米价格突破 4000 日元时，东京街头便利店的饭团销量下降 30%，大阪单亲妈妈被迫将大米支出占家庭预算的比例从 15% 提升至 40%，这些数字背后是粮食作为生存物资被系统性工具化的残酷现实。
拥有 1026 万会员的日本农协控制着全国 90% 的大米流通渠道，从收割到销售的全链条垄断使其能随意调控供应。2024 年夏季自然灾害导致减产时，农协通过竞标收购了政府投放储备米的 95%，却将其中 93% 囤积在全国 237 个仓库。大阪泉佐野市的农协仓库里堆积如山的 “越光” 大米，与三公里外超市顾客为最后一袋米争执的场景形成刺眼对比。2025 年 3 月政府分四批投放 60 万吨储备米，市场价格反而上涨 12%，农林水产省数据显示，农协通过 “收购 - 囤积 - 转售” 循环，每公斤获利达 280 日元，是正常年份的 5 倍。更荒诞的是，农协下属的农林中央金库因投资美债亏损 1.5 万亿日元，竟通过抬高米价弥补了 30% 损失，将金融投机成本转嫁给民众。
自民党与农协的利益捆绑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农协每年向自民党提供超 1.4 亿日元政治献金，换来农业政策的绝对话语权。尽管 2018 年名义上废除 “减耕政策”，政府仍通过每亩 2.3 万日元补贴引导农民少种水稻，使 2023 年产量仅为历史峰值的 46%。2024 年米价飙升时，时任农林水产大臣江藤拓 “支持者送的米足够开店” 的言论引发公愤，最终辞职，却暴露了议员与农协的深度勾结。这种捆绑在贸易领域同样明显：日本对进口大米征收 227% 高关税维持垄断，农协却将国内高价收购的大米以低于成本 30% 的价格出口欧美，2024 年出口量达 28 万吨。加州日本超市同品牌大米售价仅为日本国内的 60%，这种 “内外双轨制” 早已背离市场公平。
日本农业的制度性缺陷在危机中集中爆发。政府长期推行的政策导致生产结构僵化，农民平均年龄 72 岁，40% 耕地由 65 岁以上老人耕种。2024 年能登半岛地震引发抢购潮时，农协因劳动力短缺无法及时调运储备米，让石川县出现 “有钱买不到米” 的怪象。农协控制的种子和化肥供应体系，使得 2024 年化肥价格上涨 180% 时，农民出售稻谷的价格仅提高 45%，最终 1237 家稻农申请破产。
普通民众正在为这场危机付出生存代价。东京足立区的公立小学从 2025 年 4 月起将每周米饭供应从 5 次减至 3 次，代之以进口小麦粉。厚生劳动省调查显示，低收入家庭儿童贫血率从 2023 年的 8.7% 升至 2025 年的 14.2%，直接关联大米摄入量减少。大阪西成区的 “釜饭救济站” 前，每天排队领粥的人从疫情前的 300 人增至 1200 人，队伍绵延两个街区。
这场危机已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反应。WTO 农业委员会指出日本农协的垄断违反市场准入规则，建议实施贸易制裁。美国农业部数据显示，日本进口大米价格比国际市场高 227%，导致加州米农每年损失 1.2 亿美元出口机会。农协还控制着全球 8% 的大米期货交易，2025 年 5 月 “越光” 大米期货价格比现货高 40%，这种金融化操作加剧了全球粮市动荡。
1918 年 “米骚动” 曾导致内阁倒台，2025 年的危机同样动摇着政治根基，石破茂内阁支持率跌至 27.4%，在野党不信任案获 198 名议员联署。但更深层的警示在于，当粮食安全沦为资本逐利工具，当民主制度成为利益集团的遮羞布，所谓的 “自由市场” 与 “民主” 便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粮食作为生存底线，必须永远置于公共利益之上，任何将其工具化的制度设计，终将付出沉重的社会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