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海峰上将回忆老首长、新四军名将高敬亭：没有他，哪有我的今天 1933年12月的一天清晨，“孩子，跟我走吧！”高敬亭俯身对冻得发紫的少年说。那一年，少年还只有一个乳名，叫“毛头”，后来他被取名为“万海峰”，再往后，又被授衔上将。救命之恩，贯穿了他此后六十年的军旅。 1989年秋，万海峰在成都军区准备交班，整理文件时无意翻出一张老照片：高敬亭半卷袖口，站在大别山一块岩石前，笑得爽朗。万海峰怔了好久，嘴里蹦出一句：“这张照片要是没有，当初我就丢了名字，也丢了命。” 高敬亭的名字，在老红军中有两层含义：一层是“能打”；另一层是“肯扛”。鄂豫皖苏区失守后，他只带着千余人留下，偏要在被敌军层层包围的大别山里翻出一条生路。那时的鄂豫皖像破网，洞眼处处，他却把网丝重新结起。三年间，红二十八军从一千多人扩到近三千，靠的是山路急行军、靠的是夜晚便衣队、也靠老乡口中的一句“高司令还在山里”。敌人一次次重兵来剿，最后只换回一地狼烟。 红二十五军长征后，中央希望用一支留守部队勾住敌人，高敬亭主动请缨：“不走，我守。”他甚至把政委、司令员的头衔合在自己身上，理由简单——人太少，牌子越多越乱。他把“守”诠释为机动，他不摆正面，他让便衣队昼伏夜出，正穿长衫，翻出机枪；他让老百姓在屋檐下放一只瓦罐，罐口朝外就代表“安全”，朝里就代表“有险”。这种山村暗号后来被不少游击区照搬。 1937年卢沟桥枪声响，高敬亭得到改编命令。部队由“红”改“绿”成了国民革命军新四军第四支队。兵越来越多，枪也越来越硬，但高敬亭谨慎得很，仍然坚持“大路让给友军走，咱走旮旯路”。巢县蒋家河口一战，第四支队用伏击撂倒上百名日军，蒋家河口河堤上插满缴获的“菊花旗”，照片传到南京，连蒋介石都发来电报：“出奇挫敌，殊堪嘉慰。”万海峰回忆，电报到了支队部，高敬亭哼了一声：“打一仗给我贴金，我可不稀罕。” 巢县、含山、定远，小规模战斗一个接一个，第四支队一度占了新四军兵力的四分之一。正因为人多枪多，中央决定让他们东进皖江，配合全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大别山打出身家的高敬亭却卡在“往东”两个字上。张云逸劝他：“地方难舍，可是战略更大。”高敬亭一句话顶回来：“山里还有老百姓。”僵局由此拉开。 “老高，你到底听不听？”1939年5月，叶挺在舒城西港冲当面拍桌子。会议室外，万海峰站岗，他只听到里面椅子被碰得吱呀作响。最终，高敬亭下了命令，第七、第九团踏上东进路。两团东进途中，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突然叛逃，虽然主力无损，但给高敬亭的声望重重一击。六月中，中央任命徐海东兼任第四支队司令，高敬亭被要求去军部“说明情况”。 阴雨绵绵的七月，高敬亭在皖南漳河口遭枪击身亡，时年三十八岁。真相至今仍有爭论，万海峰听到噩耗时人已在皖东，他只说了一句：“一报一纸，恩情难完。”自此，他再没把“高司令”三字挂在嘴边，只在夜深人静时给自己倒一杯老烧酒。 1977年，总政治部文件把高敬亭的功过写了个分明：“革命功绩卓著，个人错误应予实事求是评议。”当年的便衣队老兵大都散落各地，消息传开，许多人抬着花圈摸到北京八宝山。花圈里有徐向前的一副挽联，也有万海峰手写的四个字：山高水长。 1990年春，万海峰退休前夕，主持整理《高敬亭将军纪念文集》。他对编辑说：“照片一定选那张卷袖子的，要让后来人知道，这人打仗不拿腔。”书付印那天，他提笔写序：“若非当年一把拉，我早就客死山坳，没有今日。”写完，他合上笔盖，叹了一口气，“恩人——这两个字够了。” 有人问他，高敬亭若活到1955年，会是什么军衔？万海峰把帽檐往下一压：“能不能封将，那是历史；可我这条命，是现实。”随后他挥手，没有再谈。 多年之后，万海峰偶尔会走进军区史馆，他总习惯在新四军展柜前停一会儿，玻璃后面，那顶磨损严重的藤盔依稀还能看到“第四支队”字样。站在灯光下的老将军不说话，只是抬手，轻轻敬了个军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