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届人大前，周总理对人事安排的情况，吴德回忆：用心良苦 1970年的北京，风里夹着土腥味。 天还没黑透，中南海的几盏灯已经亮了，光晕落在结着尘的窗棂上。屋里的人围着桌子坐，桌上铺着厚厚的文件——毛泽东刚拍板，说要开第四届全国人大，还得改宪法。 周恩来坐在那儿，像一块石头压在河床上，没什么表情，翻文件的动作却很慢，像在摸每一页的脉。 那时候，谁都知道这事儿不容易，可没人想到，这一筹就是五年。 最初的热气没撑多久，“批陈整风”很快盖下来，筹备像被硬生生勒了闸。 办公室的抽屉里锁着名册，纸边被压得发皱。周恩来没吭声，也没完全撒手，留了几个小组，像在灶里压着星星火，等风向。 等到1971年夏天，筹备又动了起来。 那年天特别闷，傍晚的风吹进屋里也是热的。 林事件的夜晚，周恩来还在讨论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几部电话接连响，屋里那股热像瞬间凝固成冰。 有人站起来走到角落低声通话，回来时脸色发白。 第二天一早，所有的进度又被按下去，草稿重新进了保险柜。 两年过去，1973年的大会堂换上了新的横幅，中共十大开完，四届人大又被提出来。 周恩来把报告草稿拿出来，边咳嗽边在会上逐段过。 江不甘心，要插手人事安排。会场里有那么一瞬间很安静，周恩来低着头，声音不高，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颗颗落在桌面。 那不是硬碰，而是让对方知道，他不会松手。 1974年秋天，天气转凉。 周恩来的病情已经压不住了，脸色发灰，咳得厉害，可他还是在医院病房里见人。 病房很小，茶杯热气腾腾，旁边摞着几摞名单草稿。他让人一批批来谈，不急着开口，先听，听完就拿铅笔划掉几个名字，再添上几个。 有人看着他瘦得不成样子，却还一笔一画，像在描地图。 12月的长沙，夜色早得吓人，周恩来带着人事方案飞过去，毛泽东在那儿，王洪文也在。 那晚的灯光很亮，亮得让人看不清对面人的神色。谈话一会儿快一会儿慢，毛泽东偶尔插句，周恩来接着往下讲。 几轮来回，关键的人事框架定下来。 名单上，邓小平是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在总理养病时主持日常工作。 这一手，周恩来心里掂量了很久。邓小平的劲儿，他是知道的——能办事，不怕摊子大。名单里还有不少老干部，这些人都经历过风浪，懂怎么把一个部门撑起来。 江盯着看，不痛快，可毛泽东的态度摆着，周恩来也没退。 长沙的那几天，他几乎没睡好觉，深夜回到住处，还要自己再对一遍名单，像个木匠反复敲着梁柱，生怕哪块松了。 1975年1月，北京的天冷得人手发麻。人民大会堂里灯火亮得刺眼，四届全国人大开幕了。 周恩来亲自改过的政府工作报告，被一句句念出来，开篇就提到“四个现代化”。 会场上的人表情各异，有的低头记，有的静静看着台上。外头的人只看到庄严，没人看得见这背后五年的曲折和心力。 会后没多久，国务院常务会议开了。周恩来的嗓子有些哑，但把话说得干脆：邓小平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分头管事务。 那天会场很安静，像是有人在心里换了气。 邓小平接手后，立刻开始整顿秩序，老干部陆续回到部委，电话铃声和文件盖章的声音又回到了楼道里。 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组阁。 他病得厉害，可那段时间，像是用尽了所有的精力和耐性，把一副摇摇欲坠的骨架稳住。 他知道自己剩下的时间不多，但这个班子得留下。 几年后，人们看到第二代中央领导核心成形时，才明白，那年长沙的夜晚、北京的灯光，已经把雏形画在了纸上。 病房的窗外，那年冬天的风一直吹着。 长沙的那盏灯、大会堂的座位表、病房里冒着热气的茶杯，都像被冻在一个画面里，不发声，却带着一种沉甸甸的分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