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7月，毛主席问高碧岑：“中国北临苏联，南临印度，东临日本。如果他们联合起来，从四面八方攻击中国，我们怎么办？” 1969年的夏天，不算热，可风里总带着股火药味。 北京的天灰蒙蒙的，像一块没洗干净的玻璃，阳光透下来带着点脏影。街上人走得不急不慢，心里却都跟拧着似的——谁都知道，北边的那位邻居脾气见不得好。 珍宝岛那仗一打，子弹飞过界，河水被血染过一次，风向就变了。 当时的苏军，像搬家一样，把家伙什儿一车一车往边境拉。 坦克的履带碾过泥土，压得硬邦邦的，卫星图上能看到一条条深痕。 更阴冷的，是情报里飘出来的话——有人在莫斯科的会议桌旁，摊着地图讨论，要不要一口气把中国的核设施敲掉。 这样的事，不用坐实，只要传进耳朵，就够让华北、东北的指挥部连夜开灯。 七月的某个午后，毛泽东坐在屋里，对高碧岑说了句：“北面是苏联，南面是印度，东面是日本，他们要是联合起来，从四面八方打过来，我们怎么办？” 说这话的时候，窗外蝉叫得厉害。 屋里人没接茬，茶杯里升起的热气缓缓散开，仿佛都在等下一句。 可下一句没来，只有沉默。 那不是随口问的客套，而是把一张地图直接摊到心口上的重量。 北边的威胁最凶。 珍宝岛才过去几个月，边境那一带已经换了模样，重炮阵地像一排排灰色的牙齿嵌在河岸。 列车从满洲里的铁轨上轰鸣而过，车厢盖着帆布，谁也不知道底下是粮食还是炮弹。 地方干部说，晚上能听到那边传来的引擎声，低沉得像闷雷。 有人半夜上厕所，站在院子里能看到北方的天边有光闪，那是探照灯扫过云层。 南边的高原安静得多，安静得不真实。 1967年的乃堆拉、卓拉打得够狠，雪地里翻滚过的人都记得那股刺骨的血腥味。 山口的风刀子似的，吹得人眼泪直掉，哨兵的棉帽子结着霜。 南线的问题在于远，消息要几天才能跑到北京，增援的车队得绕着崇山峻岭爬行。 高碧岑去过那里，说那路像蛇，一直在云里缠来缠去。 东面的日本，看起来平静。 东京的街头霓虹闪着光，商店橱窗里摆着收录机和洋酒。 可11月的一纸声明，让东海的水立刻凉了半截。 美日说，台湾的安全就是日本的安全，安保条约有效。 外交部的人翻译完文件，抬头的眼神很凝重——这意思就是，如果东海开火，美国随时能进来。 那片水域，港口多，船舶密，真要打起来，不是一天两天能收得住的。 三个方向，三个心结，缠成一团。 北京的决策层不可能只坐着等。 三线建设原本就有，可那一年突然加快了脚步。 火车在西南的山谷里拉着钢材、机器，一路把工业心脏往内地搬。 工厂在山脚下生长，像在躲避什么看不见的风暴。 修路的工人说，图纸上写着“靠山、分散、隐蔽”，每一个字都像是在念咒。 民防的事，也在城里铺开了。 北京地下城的挖掘声日夜不停，工地上汗水和土尘混成一股怪味。 标语写在围墙上，红得刺眼：“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地道里潮湿，灯泡昏黄，墙面上贴着地图和防空须知。 孩子们下去玩捉迷藏，大人们嘴上不说怕，手却总摸着那口口粮袋。 在这股紧绷的气息里，还有一条看不见的线在悄悄织着。 秋天之后，中美之间传出一些消息，不是公开的，却被懂行的人捕捉到。 美国人在琢磨苏联的举动，也在看北京的态度。 北京则像走钢丝，借着与莫斯科的龃龉，暗暗把话递过去。 这不是一天能成的事，更像是在冰面上敲一敲，听回声。 毛泽东的那句“四面受敌”，没有化成纸面上的作战命令，却像是石子投进了水里，涟漪一圈圈扩散。 东北的火车站夜里灯火通明，南线的巡逻哨换得比以往勤，西南的工厂在山谷里亮着孤灯。 东海的风从港口吹来，吹动码头的旗子，猎猎作响。 有人说，那年夏天的夜特别长。 城里的灯光在午夜时分还亮着，院子里的狗对着远处的黑暗低吠。 北方的天边偶尔闪光，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举了一盏灯。谁也不知道，那光是在照亮什么，还是在寻找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