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国军上将钱大钧走进军统湖北站，一枪打死了副站长，还撂下一句话，说：“谁再敢告黑状，这就是他的下场！”
钱大钧此举有两层深意：其一，杀鸡给猴看；其二，敲山震虎。
对于第一层深意，钱主要是警告军统这些小啰喽，别是个人都想找他麻烦。钱打死的这位副站长叫杨若琛，此人在戴笠的授意下，几次三番给钱小大钧穿小鞋。
比如1938年，钱大钧在上海指挥空战，在日机到来前，他让飞行员先在武汉上空转了一圈，目的是为了让武汉市民看见自己的战机，以对国军增强信心。
但这件事却被杨说成是“贻误战机”、“误导飞行轨迹”、“通敌”等一箩筐的罪名，并且整理成册上交到了老蒋处。
本来就是无中生有，所以老蒋也查不出什么来，最终此事不了了之。
但杨不依不饶，一波不行，另起一波，源源不断向蒋报钱的黑料，这一下就把钱大钧惹怒了，戴笠不好收拾，但一个小卒子还收拾不了。
于是，钱大钧便带着几个人闯入军统湖北站，一枪把杨若琛给解决了，并放话，谁再敢胡言乱语，杨就是他的下场。
对于第二层深意，这说来可就话长了，钱大钧与戴笠的矛盾由来已久。
钱大钧在戴笠面前算得上是老前辈，不但资格老，在老蒋心中也很有分量。但钱有个毛病，就是势利眼，对上对下可谓天壤之别。
钱任侍从一室主任时，深得宋美龄信任，戴笠作为后生小辈，钱从来没给过戴一个好脸色。戴笠的小动作不断，向老蒋报过他不少黑料，此后，他对戴笠的恶感也越来越深。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老蒋回南京，一下飞机就扣了两个人，一个是张学良，另一个就是钱大钧。
但钱一开始并不知原因，直到老蒋憋不住亲自审问他，问他是否与张勾结串通，故意将火车头开离了临潼，让他遇难不得脱身。
钱听后直呼“冤枉”，说他对张、杨兵谏之事一无所知，枪声一响，他就直奔委员长卧室救护，因此还被流弹击中而倒地，边说还边扒开衣服，让蒋看其伤口。
钱的伤口使他总算捡回一条命，但老蒋与他产生了怀疑。事后，戴笠曾阴阳怪气地在受处分的晏道刚面前说：“不杀你们的头就不错了，你们比不了钱大钧，人家身上有枪眼，你们有吗？”
1938年春，老蒋为强化特务组织，将军统局改组，组建新的军统局，由侍从一室主任兼任局长。
但钱大钧并未当上这个局长，当时他已离开侍从室，改任航空委员会主任，侍从一室主任成了贺耀祖，所以，贺当上了军统局长。
不过，这个局长不当也罢，只是个摆设，军统一切事务全由戴笠打理，向蒋直接汇报，贺想插手，还被老蒋暗示不要多管闲事。
但钱大钧心有不甘，对这个军统局长耿耿于怀，自然把戴笠当作眼中钉，肉中刺。所以，钱的第二层用意敲山震虎，震得就是戴笠这只大老虎。
但戴笠也不吃这一套，事后亲自去找老蒋告状，说钱大钧目中无人，草菅人命。蒋素知钱、戴二人有矛盾，只是给了钱一个不痛不痒的处分，停职反省一个月，过后就没事了，但此后二人的摩擦依旧不断。
1944年末，老蒋对军统的尾大不掉已引起重视，因此，他点名让钱大钧仿之前的贺耀祖，兼任军统局长。
钱大钧一来，戴笠的头就大了。钱在军统半年，给戴笠找了不少麻烦。钱不像贺那么好糊弄，一到任就频频过问军统事务，由于老蒋此时对戴笠态度已转为压制，所以，钱大钧的态度更为嚣张。
戴笠不再是说一不二的隐形局长，而是要频频向钱汇报工作，甚至一些设备的采购都要向钱解释，经同意才能购买。
在人事上，钱的动作也很大，对侍从室与军统相关的人员进行大换血，那些与戴笠关系密切、为他从侍从室套取消息的人员，纷纷被调走。
因此当时有特务调侃，说：“钱局长到了后，戴局长这下真的成了戴老板。”
抗战胜利后，戴笠有两大计划：其一，要抢夺沦陷区各中心大城市的警察局长职务；其二，抢夺全国的肃奸大权。
这两个计划只实现了后一个，对于前一个，老蒋抢先做了手脚，提前安排了他的人。
比如上海，他知道钱大钧与戴笠不睦，故意让钱出任上海市长，又让宣铁吾任上海市警察局长。戴笠还想推荐汤恩伯为淞沪警备司令，结果这个位置也让钱大钧兼了。这两人都是戴笠的死对头，军统上海站想在这两人眼皮底下搞事情，那简直就是往枪口上撞。
戴笠得到肃奸大权后，权力一度膨胀，这让老蒋更加不安起来，为了监视戴笠，老蒋专门成立了一个五人小组，由他亲自领导。
在这五人中又有钱大钧，钱先后两次出任过侍从一室主任，在军政两界都有人脉，门生故吏众多，老蒋启用钱就是为了更方便地掌握戴笠的言行。
钱、戴两人斗法，随着戴笠的死才算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