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起兵反清后，在京城的吴应熊并不慌，认为康熙不可能杀他，他不只是吴三桂的儿子，还是顺治的妹夫、康熙的姑父。 吴应熊的自信并非毫无缘由，顺治十年（1653 年），他奉父命入京，名义上是 “侍奉朝廷”，实则作为吴三桂留在京城的质子。 清廷为了笼络手握重兵的吴三桂，将皇太极的第十四女、顺治皇帝的妹妹建宁公主许配给他，册封为和硕额驸。 这场政治联姻让吴应熊一跃成为皇家核心成员，在京城获得了超然地位。 在康熙初年的京城官场，吴应熊活得风生水起。他凭借平西王府的财力和皇亲国戚的身份，在朝堂内外编织起庞大的关系网。 每年吴三桂派人进京，都会带来云南的珍稀药材、普洱茶和宝石，这些礼物经吴应熊之手送入各王公大臣的府中，让他在权贵圈子里颇受欢迎。 吴应熊与建宁公主婚后感情很好，建宁公主多次在孝庄太后、康熙面前称赞吴应熊 “温良恭谨”。在吴应熊看来，有皇家的牵绊，清廷绝不可能轻易动他 ，毕竟杀了他，就等于让建宁公主守寡。 康熙这边，在除掉鳌拜亲掌大权后，面对手握重兵的吴三桂，采取了暂时安抚的策略。每年吴应熊生日，康熙都会派内侍送去贺礼；逢年过节，也会召建宁公主携家眷入宫赴宴。 康熙十二年的撤藩决策，打破了维持多年的脆弱平衡。这年春天，平南王尚可喜上疏请求归老辽东，康熙顺水推舟同意撤藩。 消息传到云南，吴三桂召集心腹商议，幕僚刘玄初力劝不可轻举妄动：“王爷若想安享晚年，可效仿尚可喜；若想争夺天下，需早做准备。” 吴三桂考虑数月，最终在十一月杀云南巡抚朱国治祭旗，正式起兵反清。 远在京城的吴应熊很快收到父亲吴三桂的密信，信中让他迅速设法逃离京城。但吴应熊看完信后却陷入犹豫，他召集心腹商议，有人劝他立刻乔装出逃，有人则认为 “朝廷投鼠忌器，必不敢加害”。 吴应熊觉得康熙年轻气盛，撤藩或许只是试探，吴三桂起兵不过是争取更好的谈判条件，最终仍会和清廷达成妥协。 这种误判源于吴应熊的认知偏差，他长期生活在京城的温柔乡中，看到的都是朝廷对自己的优待，却忽视了康熙铲除三藩的决心。事实上，康熙早在亲政之初就将在宫中写下 “三藩削则天下平” 的条幅。 吴应熊的拖延让逃生机会白白溜走，不久后康熙下令将他软禁在府中，同时加强了对府中的守卫。 但即便如此，吴应熊仍未意识到危险的临近。他通过建宁公主向孝庄太后求情，得到的回复是 “朝廷自有公断，额驸安心等候”。 随着吴三桂大军的不断攻城掠地，康熙召集大臣商议如何处置吴应熊。 朝堂上出现了鲜明的两派意见。以大学士索额图为首的大臣主张 “留应熊以招抚三桂”，认为扣押吴应熊可以作为谈判筹码，迫使吴三桂退兵；而兵部尚书明珠等主战派则力主 “立诛应熊以儆效尤”，强调只有严惩才能彰显朝廷平叛的决心。 康熙听着群臣争论，良久才开口：“三桂反意已决，留其子无益，只会让叛军觉得朝廷软弱。” 康熙的决策并非一时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考量。 首先，仗打到这个份上，双方已无妥协可能，吴应熊的 “人质价值” 荡然无存。 其次，当时福建耿精忠、广东尚之信也蠢蠢欲动，若不及时震慑，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处死吴应熊，正是向所有人传递 “反叛必遭严惩” 的强烈信号。 很快，一道圣旨送到府中：“吴应熊及其子吴世霖，助逆作乱，罪无可赦，着即凌迟处死。” 建宁公主抱着年幼的儿子跪在太和殿外哭求，却未能改变康熙的决心。最终康熙 “法外开恩”，将凌迟改为绞刑，算是给了皇家一丝体面。 当刽子手走进王府时，吴应熊才终于明白，自己赖以为傲的双重身份，在皇权与叛乱的激烈碰撞中，不过是一层一捅就破的窗户纸。 处死吴应熊的消息传到云南，吴三桂良久无语。 吴应熊死后，建宁公主的人生陷入漫长的悲剧。这位曾经备受宠爱的公主，一夜之间成了叛臣之妻，虽然康熙念及亲情未废其封号，但她的地位一落千丈。 建宁公主在孤独中活到康熙四十三年（1704 年），临终前向康熙请求 “与额驸合葬”，却被以 “逆臣家属不得入皇家陵园” 为由拒绝。 处死吴应熊的决策，在军事上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从康熙十三年到康熙二十年（1681 年），清军与吴军在湖南、云南等地展开激战，最终在康熙二十年十月攻破昆明，吴三桂之孙吴世璠自杀，持续八年的三藩之乱终告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