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孝和英勇就义前，留下了动容照片，解放后杀害凶手抓到了没 “1948年9月30日八点整，你还有什么话交代？”看守把头探进牢门。王孝和摇摇脚镣，淡淡回了一句：“告诉他们，别做无谓的抵抗。”短短一句，像针扎进看守心里。没人想到，这名年仅二十四岁的地下党员，待会儿就要在龙华刑场被推上枪口，却仍保持着对未来的笃定。 那天上午，《新闻报》摄影记者马庚守在刑场外。光线有些晦暗，他仍坚持按下快门。镜头里，王孝和没有低头，也没有恐惧，嘴角甚至带着一点若有若无的笑意。废胶片冲洗出来后，被同行评价为“比任何口号都更具力量”。照片刊出，上海滩轰动，远在重庆的地下党交通员也剪下报纸，塞进信袋送往解放区。有人感慨：这张照片，比一篇社论更能撕开黑暗。 镜头之外的上海电网控制室，则是王孝和战斗过的主场。1943年进入杨树浦发电厂那天，他外套口袋里揣着工牌，内侧缝着一张细如火柴棒的情报纸条。发电厂控制柜纵横交错，夜里灯火通明，正好掩护暗号交换。靠着这份工作，他把发电量变动数据装进纸卷，再顺手塞给出入厂区的搬运工。没人会想到，一名看似普通的抄表员，其实正给组织报送敌军舰船的电力供应时刻表。 感情线同样质朴。早年定下娃娃亲的忻玉英，有一次带着热稀饭到厂门口给王孝和送夜宵。防备心很强的他本想推辞，抬头却看见女孩偷偷把红头绳藏到袖口，只怕被岗哨搜到。那一刻，他忽然明白，对方不仅是妻子，更是天然的安全通道。1946年两人成婚，次年女儿佩琴出生。谁都不知道命运已悄悄埋下断裂点。 1948年初，发电厂同事万一突然热情起来，领着王孝和去抽雪茄、谈新房。万一曾在保安处挂过号，王孝和心知肚明。一次酒局上，万一压低嗓门：“识时务者为俊杰，跟我走，洋房车子都不是事。”王孝和端起杯子，只说了三个字：“不劳费心。”后来回忆这场局的服务生证实，王孝和结账离开时，把剩下半杯白兰地泼进了街边下水道——那是他对收买的回应。 同年6月，撤退信号迟迟未到，秘密交通站又被破坏，王孝和仍选择留守。7月末，他在家门口被捕，铅丝绳勒住手腕，半截皮肉当场翻开。比刑讯更难熬的，是无法及时把“电力线路图已暴露”的情报送出去。他忍痛咬舌，没透露任何同伴姓名。9月30日清晨，临刑。 上海终于在1949年5月迎来解放。这座城市从廊柱到弄堂，都在清点旧账，一批潜藏多年的暗角被掀开。万一与警备队长洛鹏先后落网，军事法庭卷宗记载，两人在浦东日商仓库地下室执行的“处决命令”编号0018，签字人却缺了一角。人们以为大仇得报，殊不知主犯还在暗处潜行。 1950年春，全国范围进入镇压反革命高峰。上海公安局两名侦查员负责整理旧警察局档案。尘封卷盒被撬开，一封蓝色薄纸信件掉出来，落款“杨树浦警察分局司法股”，日期1948年4月。信里写着：“发电厂抄表工王某，涉嫌与共党接洽，建议严控。”签名：季秉权。几行字把司法股长推向审判席。 侦查股长刘震东曾在同一分局潜伏，他知道季秉权出身盐城地主家庭，1946年亏本做生意后才考入警局。此人善钻营，处理过一次外籍人员被害案，借机获得司法股长职务。刘震东回忆：“他表面吊儿郎当，实际最会咬人。”案件转给杨树浦分局追查，却扑了空。户口卡显示的住址内，只剩一张折断的藤椅。再查亲属关系，父母早年已搬回盐城。案子一时陷入僵局。 1951年2月，上海公安局发布通缉令。印刷纸贴在南京路口，不少市民驻足阅读，“协助捉拿李秉权”几个黑体字格外醒目。季秉权为了逃捕，先藏进虹口一个木材行，每天和搬运工一起抬木板，脸上抹木屑灰。可纸包不住火，麻将桌露了马脚。有意思的是，他自恃牌技高超，总喜欢在最后一圈加码。一次四缺一，店员跑到街口拉人，恰逢民警在附近排查。那副牌最终打成了一副手铐。 1951年6月，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判死刑。审讯记录显示，季秉权承认给王孝和“定性”的报告正是他起草，配合洛鹏与万一实施抓捕与处决。他辩解：“我只是署名，执行是他们。”审判员敲了桌子：“没有你的那份报告，刑场不会提前搭好。”行刑之日，无旁听席，只留下一份简短执行通知。 王孝和牺牲后三天，忻玉英在杨树浦小木屋产下二女儿佩民。她剪下一撮婴儿胎发，与报纸上丈夫照片叠放在一起。多年后，姐妹俩在市电力公司档案馆见到父亲的工牌，那串编号2816金属已经氧化，却仍能映出人影。佩琴轻声说：“爸当年是不是很瘦？”管理员回答：“照片只拍下外形，他心里那团火，没人能拍到。” 咖啡色底片被列入上海市档案馆典藏，编号8120。旁边还有三张微微卷曲的执行令——万一、洛鹏、季秉权，落款相同，钢印清晰。它们静静躺在恒温柜里，向访客揭示黑白分明的答案：凶手，一个也没逃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