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为何总对内陆人有偏见?影帝梁家辉道出真相：香港人其实挺可悲的，被英国人统治了一百多年，在回归以前，我们这一辈人很缺乏对祖国的概念.... 信源：海外网--梁家辉：香港太畸形 无国家观是历史原因） 1983年，26岁的梁家辉迎来了人生第一个巅峰。 凭借在电影《垂帘听政》中的精湛表演，他一举摘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成为该奖项史上最年轻的影帝。所有人都以为，一颗巨星正冉冉升起，未来前景一片坦途。 谁知，一张来自台湾文化局的封杀令，却像一盆刺骨的冰水，瞬间浇灭了他所有的光芒。对方给出的“解封”条件很简单：签下一份“悔过书”，承认自己前往大陆拍戏是错误的决定。 面对这个足以断送他职业生涯的严苛要求，梁家辉的反应只有五个字：“我没错，不写！”这个看似简单的选择，不仅让他从云端跌落谷底，被迫在街头摆地摊维持生计，更将一个演员的艺术创作，推向一场关乎“身份”与“立场”的残酷豪赌。 要解开这个谜团，我们必须将镜头从梁家辉的个人遭遇，拉远到他身后那座庞大而复杂的城市——香港。影帝本人曾一针见血地感慨：“我觉得香港人其实挺可悲的，被英国人统治了一百多年，在回归以前，我们这一辈人很缺乏对祖国的概念....”这并非一句简单的抱怨，而是对一段被刻意塑造的历史的精准概括。 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殖民统治下，英国人所做的远不止是行政管理，更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文化改造。他们通过教育、制度与社会风气，系统性地向几代香港人灌输西方价值观，强调英语和金融技能的重要性，却唯独淡化了中华文化的根基。 在这种教育体系下成长起来的香港人，普遍拥有开阔的“世界观”，却对“国家观”感到模糊和陌生。这便造就了一座经济繁荣、外表光鲜，内核却在文化认同上被部分“掏空”的城市。梁家辉用一个词来形容这种状态——“畸形”，这恰恰是理解后来诸多社会矛盾的起点。 在这个集体身份迷惘的大背景下，梁家辉的个人故事宛如一道清晰而坚定的轨迹，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形成了强烈的对照。 一方面，是他逆境中始终不变的个人品格。这份底气，源于他父母从小“你是中国人，必须爱国”的朴素教育。 正是这份根植于心的信念，让他有勇气拒绝那份能换来荣华富贵的“悔过书”，也能坦然脱下影帝光环，在铜锣湾的夜市里靠摆地摊谋生，甚至以“影帝”的身份招揽顾客。也正是这份风骨，吸引了妻子江嘉年的不离不弃。 在他被黑社会绑架胁迫拍戏时，江嘉年孤身面对黑帮老大冷静周旋，凭智慧救回丈夫。这种在任何境遇下都能坚守原则、感恩重情的人格，与他后来成为“千面影帝”的艺术成就互为表里，因为他始终将演戏视为“心诚则灵”的创作，而非追逐明星光环的工具。 而另一方面，则是回归后香港社会在与内地碰撞中不断被放大的裂痕与迷失。当CEPA政策和“自由行”带来了大量的内地游客，一些香港人感到的不是机遇，而是焦虑。 “抢购奶粉”、“挤占公立医院资源”等现实摩擦，被迅速放大为对整个“内地人”群体的标签化偏见，例如“没素质”的刻板印象。这种情绪背后，其实是那份历史遗留的、深层的不安全感在作祟，混合着殖民文化遗留下来的“精英偏见”，试图通过贬低“他者”来确认自我身份。 这种心态在危机时刻表现得尤为明显，比如疫情期间部分港人要求“封关”的激烈反应。当一个社会面对挑战时的第一反应是“划清界限”而非“共渡难关”，恰恰暴露了其对“共同体”概念的脆弱认知。 那么，个体坚守的“根”与社会迷失的“魂”之间巨大的鸿沟，该如何弥合？梁家辉的经历再次给出了答案。对他而言，真正的转变并非来自任何人的说教，而是源于一次亲身的“看见”。当年他去北京拍摄《垂帘听政》，是他第一次真正走进祖国的山河大地。 这种具体的、鲜活的体验，让他对“祖国”这个概念有了实实在在的感知，远比任何书本上的知识都来得震撼。这种认同，最终体现在他晚年举家定居内地、陪伴年迈父母的行动上，完成了从理念到生活实践的回归。 个体的破冰之旅，也为整个社会的重塑指明了方向。解决偏见的根本，不在于强行压制或情绪对抗，而在于补回那块被历史掏空的文化认同。 近年来，国家在香港大力推进教育改革，将爱国主义教育重新纳入课堂，并积极组织各类青少年内地交流项目，正是在系统性地“补课”。但这堂课要真正上好，除了政策的顶层设计，更需要社会氛围的整体重构。 媒体需要摆脱“内地游客扰乱秩序”的单一叙事，转向更多尊重与倾听；社会需要创造更多如梁家辉当年那样的机会，让人们去亲身接触、去真实理解。梁家辉的故事不仅是一位爱国艺人的传奇，更是一个生动的隐喻：它告诉我们，身份认同从来不是与生俱来的，它需要被讲述、被看见、被灌溉。 梁家辉那句“香港人其实挺可悲的”，饱含的不是指责，而是一种洞悉历史因果后的深沉同情与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