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6年，有人弹劾朱熹，说他偷偷纳了两个尼姑为妾。还说他的儿子去世多年，但是儿媳却怀有身孕，暗示这孩子是朱熹的。这些指责明明都是无稽之谈，但是朱熹却没有反驳，因为他知道这些都是多年前所作所为的报应。 朱熹借去台州救灾的机会，想扳倒唐仲友。他在台州到处找唐仲友的把柄，最后编了八条罪名告到皇帝那儿。 皇帝问宰相王淮，王淮说这是读书人吵架，朱熹的老师程颐就不喜欢唐仲友。皇帝懒得管，朱熹等不到结果，又盯上唐仲友和歌女严蕊的交情。 朱熹那会儿已经是理学界的“大拿”，一辈子喊着“存天理，灭人欲”，主张做人得“正心诚意”，连寡妇改嫁都觉得“失节”。可他骨子里藏着股狠劲，尤其见不得跟自己学术不对付的人。唐仲友就是这么个“不对付”的——他是永康学派的，主张“经世致用”，觉得朱熹那套“空谈天理”没用，俩人在朝堂上碰面都得互怼几句。 唐仲友当时是台州知州，为官不算差，就是性子直，爱喝两杯，跟当地的歌女严蕊走得近。严蕊可不是普通歌女，她能诗能画，连朱熹都承认她“有才思”。唐仲友常找她唱和，在文人圈里本是常事，可到了朱熹眼里，这就成了“伤风败俗”的铁证。 朱熹在台州救灾时，眼睛根本没盯着灾民，一门心思搜罗唐仲友的黑料。查来查去，除了贪了点小钱（那会儿官员都这样），实在没什么大罪。他急了，竟把主意打到严蕊身上。 那天，朱熹派人把严蕊抓进牢里，二话不说就上了刑。“说！你跟唐仲友有私情，他是不是挪用公款给你买首饰了？”狱卒的鞭子抽在地上，响得吓人。 严蕊被打得浑身是伤，却梗着脖子说：“我跟唐大人是诗文相交，从没越界。他赏我的东西，都是他自己的俸禄，凭什么说挪用公款？” 朱熹没想到一个歌女这么硬气，又让人加刑，骂道：“你一个风尘女子，还讲什么贞洁？赶紧招了，免受皮肉之苦！” 严蕊笑了，笑得带血的嘴角直颤：“朱大人不是讲‘天理’吗？天理就是明辨是非，不是屈打成招。我虽是歌女，也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想让我诬陷唐大人，不可能！” 这官司闹得朝野都知道了。皇帝本就懒得管读书人吵架，见朱熹为了扳倒对手，竟对一个歌女动刑，还拿不出实据，心里就有点腻味。宰相王淮趁机说：“严蕊一个女子都懂气节，朱大人是不是太较真了？” 最后，还是宋孝宗发话，把严蕊放了，也没处置唐仲友。朱熹灰头土脸地离开台州，临走前盯着严蕊的背影，眼里又羞又恨——他这辈子教别人“守节”，到头来竟被一个歌女臊得抬不起头。 这事过去没几年，就出了1196年的弹劾案。 弹劾朱熹的人，是监察御史沈继祖，他本是朱熹的学生，后来反目成仇。那些“纳尼姑”“私儿媳”的罪名，编得有鼻子有眼，连朱熹在哪座寺庙“纳尼”、儿媳怀了几个月都写得清清楚楚。 朝堂上炸开了锅。朱熹的门生们急得跳脚，说这是污蔑，要跟沈继祖对质。可朱熹自己却坐在书房里，盯着墙上“正心诚意”的匾额，一言不发。 他想起台州的事。那会儿他为了扳倒唐仲友，不也编过“挪用公款”的假罪名吗？不也拿严蕊的身份说事，觉得“歌女就该任人拿捏”吗？他天天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自己做的，不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门生来看他，哭着说：“先生，您快辩解啊！再不说，理学的名声就毁了！” 朱熹叹了口气，提笔写了封奏疏，没辩解，只说“臣老矣，愿致仕归乡”。他心里清楚，沈继祖用的，正是他当年对付唐仲友的路数——拿私生活做文章，用“道德”当刀子。这哪是诬陷？分明是自己种的因，结出的果。 皇帝准了他的请求。朱熹回到福建老家，闭门谢客，把精力都放在修订《四书章句集注》上。有回学生问他：“先生，那些弹劾是真的吗？” 他没直接回答，只指着窗外的竹子说：“你看这竹子，长得直，是因为根扎得正。要是根歪了，再想直，难啊。” 几年后，朱熹病逝。临终前，他让儿子把台州的案卷找来，看着上面“严蕊”的名字，老泪纵横。他这辈子讲了无数大道理，却在一个歌女面前栽了跟头，又在自己的“道理”里被反噬。 其实啊，这桩公案哪是什么“报应”？是朱熹自己跳进了“道德绑架”的坑。他总觉得自己掌握着“天理”，可以用这套标准去审判别人，却忘了“天理”里最该有的，是对人的尊重和对己的克制。严蕊用一句“我也知道什么该做”打了他的脸，后来的弹劾，不过是让他再疼一次，明白“己所不欲”的分量。 后来，严蕊嫁了个读书人，安安稳稳过了一辈子。有人问她当年为啥宁死不诬陷唐仲友，她只说：“朱大人讲‘存天理’，我寻思着，不违心，就是最大的天理。” 这话传到朱熹墓前，倒像是给这位理学大家，刻了块看不见的墓碑。 信息来源：基于《宋史·朱熹传》《宋会要辑稿》及宋代周密《齐东野语》等史料记载综合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