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8月29日深夜，邵力子被请到张学良的公馆。他刚迈进客厅门槛，张学良一反谈笑风生的常态，勃然大怒地质问为什么要抓共产党。 1936年，中国正处于抗日的紧张时期，国内形势错综复杂。国民党内部对如何对抗日军意见不一，有人主张全力围剿共产党，巩固内部秩序，而其他人，包括东北军副司令张学良，则希望联合共产党，先共同抗日。 陕西成为这一矛盾的焦点。在此背景下，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无视东北军的地位和权力，秘密抓捕张学良的学生和秘书等人，令张勃然大怒。 在被请到张学良的公馆时，陕西省主席邵力子目睹了张学良平日不见的怒火。作为“剿匪总部”的副司令兼代总司令，张学良质问邵力子为何未经他许可便抓捕他的学生、秘书和职员。 邵力子从未见过张学良如此发火，尤其是对自己这位省主席也显得不敬。面对质问，他只得急忙辩解，声称自己对此事毫不知情，将查明情况并负责处理。然而，张学良已下定决心，要彻查陕西省党部的做法，并救回被捕之人。 邵力子离开后，张学良立即派遣副官长谭海，带领卫队营连夜查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随行的还有参谋孙铭九。他们救出马绍周、关时润等人，并缴获了一份机密电报，以及逮捕名单。 这份名单上记录了省党部欲逮捕的三百多名东北军抗日积极分子，密电还暗示陕西省党部密谋削弱东北军。这一事件随后被称为“艳晚事件”，因为事件发生在1936年8月29日，恰逢“艳日”。 张学良意识到，这次抓捕显然是蒋介石针对他的一次行动，于是决定采取“先折后奏”的策略，迅速发电报给蒋介石。 他在电报中解释，省党部未经“剿总”程序，擅自抓捕其职员，伤害了东北军士气。为了平息局势，他提出将马绍周等人交由“剿总”军法机关审讯，并请求蒋介石对自己及时采取措施的行为给予处分。 巡逻队坚持要将宋黎送往宪兵营。此时，西安的夜幕低垂，特务们押着宋黎缓慢前行，焦躁不安。街道上，几盏灯火隐隐摇曳，宪兵营并不远，但每一步都仿佛跨越重重险阻。宋黎看似镇定，实际上内心充满忧虑，他意识到宪兵营并非最终的避风港，而是对这场博弈的考验。 在宪兵营内，副营长谢晋生早已得知巡逻队的举动，正严阵以待。他深知此次事件的复杂性：特务们的行动明显得到了省党部的默许，背后还有蒋介石的影子；张学良虽然是副总司令，但无权直接控制省党部的行动。 谢晋生的任务是尽最大可能维护军纪，确保宋黎安全，同时避免与国民党高层的直接冲突。 特务们到达宪兵营后，立即请求见谢晋生，但谢晋生并未直接露面，而是指派部下接待他们。在一间简陋的接待室中，特务们呈上没有签名的文件，声称有权拘捕宋黎。 接待的士兵礼貌却坚定地表示，由于手续不全，他们必须暂时将宋黎留在宪兵营，等待上级审阅后再行处理。特务们无奈，只得撤离营地。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宪兵营加强了对宋黎的看管，谢晋生亲自监督，保证他不会被特务秘密带走。然而，省党部的特务们并未善罢甘休。 他们利用各种手段，企图通过国民党内的关系网向宪兵营施压，要求移交宋黎。然而，谢晋生经过深思熟虑，决定顶住压力，坚持认为“逮捕证”无效，坚持由宪兵营审查。 与此同时，张学良并未被“艳晚事件”中的胜利冲昏头脑。为了确保宋黎安全归来，他命令手下严密监视特务的动向，并与杨虎城协调，准备必要时动用十七路军的武力，以确保宋黎安全离开省党部的掌控。 事态一天天发酵，蒋介石从南京关注到了这次争执。他发现张学良和陕西省党部之间的关系正因这次事件不断恶化。他深知张学良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中的地位，一旦处理不当可能引发严重后果。 因此，蒋介石要求陕西省党部停止对宋黎的追捕，转而从政治层面上解决张学良与省党部的矛盾。 最终，谢晋生在张学良的授意下，将宋黎从宪兵营释放，并为他安排了安全的藏身之所。在解救行动中，宋黎展现出极大的勇气和机智，借助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庇护，终于摆脱了省党部的追捕。 “艳晚事件”之后，国共合作的呼声进一步高涨，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继续努力，希望在西北地区建立一支强有力的抗日力量。这一事件虽使得张学良和省党部的矛盾公开化，但也激发了更多民众支持抗日的斗志，为西安事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铺平了道路。
